“雪夜闭门读禁书”，这可能是最让旧时文人感到刺激和满足的精神享受了。离经叛道并不是大部分文人所能为，但出于猎奇心理，或为品读最初版的作品，去体会最接近作者思想本意的内容，绝大多数的文人对禁书抱着既怕又忍不住想看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下，中国文人度过了中国历史上那些疯狂禁书的时代。

盛世聚书，乱世散书。中国历史上，因读书有禁区，故多发生禁书、毁书之祸；因列强入侵，战乱频繁，大量典籍被劫掠，致使祖宗积攒的无数文化瑰宝或化为灰烬，或流落异邦，成为人类文明成果的惨痛浩劫。

中国很早就开始禁书。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是我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期之一，但战国初期也是禁书史的开端。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焚书坑儒，制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场浩劫。西晋重新下令禁书，所禁是天文图书，禁止民间收藏和学习。自东晋至整个南北朝时期，南方沿袭了西晋的禁令，禁书的范围没有再扩大。北方则在有的地区和有些时期将《老》《庄》、佛经、道书也列为禁书。

从宋代起，禁书的范围扩大，不但严禁兵书，而且连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文集，南宋后期江湖派诗人的《江湖集》，私人所著记述宋代史事之书，乃至一些学术著作都曾遭到查禁。

元代是少数民族掌握政权的朝代，除了禁止与人民造反可能发生直接关系的“妖书”和前朝就已禁止的天文书外，当时所发生的较大规模的禁书事件是禁毁“伪道经”，起因只是和尚、道士在皇帝面前争宠，皇帝对道士的某些做法不满，并非以加强思想统治为目的。

明王朝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做了皇帝，一开始就杀了一大批反对党人士。他虽然未宣布这些被杀者所撰的书是禁书，但当他后来发现有人收藏被杀的方孝孺的著作时，把藏书的人也给杀了。这样，这些反对党人的著作实际上也就成了禁书。

以后的皇帝，较之前朝统治者有过之无不及，除了禁那些具有“邪教”“妖术”色彩的“妖书”以外，思想上不符合规范的书也遭到查禁。因此，《剪灯新话》之类的小说、《文衡》之类的文章选本、《观宇篇》之类的著作，都曾成为禁书。至于明中期思想家李贽，更因其所著《禁书》《藏书》《卓吾大德》等“惑乱人心”而被逮捕，最终死在狱中，皇帝还命令将其著作全部焚毁，不准收藏。其实，这些书不仅无涉造反，而且也不含有批评朝政的性质，只不过因其内容不符合“圣学”，就落得这样的结果。

到了清代，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其前期不断发生文字狱，许多人无辜被处死，有些甚至被株连到家属，被害者的著作当然成了禁书。清代统治者还在修《四库全书》的同时，对当时所流传的几乎全部图书进行了审查，以确定哪些书可以流通，哪些书在经过删改后方可流通，哪些书不能流通。这后一种也就是禁书，其数总共有几千种。鲁迅先生对此抨击道：“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可以说，清代是中国禁书的高峰时期。

坊肆是以刻印小说、戏曲等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读本为主要营利手段的，晚明坊刻版画的繁盛也以小说、戏曲版画为主体。清前期民族矛盾空前激烈，朝廷的文化专制政策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焚书禁书无所不用其极，花样之翻新，法网之苛密，为历代历朝所仅见。小说、戏曲首当其冲，屡遭严禁，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上喻：“近闻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蛊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风声鹤唳，小说、戏曲之大劫，莫过于此。例如，在清统治者看来，《水浒》诲盗，《西厢》诲淫，对之深恶痛绝。《红楼梦》《金瓶梅》等大批言情小说也被斥为淫书。

今藏国家图书馆的《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书，为明万历年间杭州容与堂刊本，是完整的现存《水浒》百回本中较早的版本，文献价值很高。百回本《水浒》是容与堂的代表作，书内所附版画插图精美细致，镌刻线条流畅，雕版刀法精湛，人物形象生动，故事场景开阔，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是早期古版连环画的经典之作。尽管如此，这部书在清早期社会仍然没有地位，一度被严禁印刷和阅读。

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推行禁书政策，努力禁锢思想的时期，而这两朝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时期。在中国禁书史上，最恶劣的当数清代在征集图书的幌子下进行的《四库全书》编纂而造成的书籍浩劫。

《四库全书》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其除通俗小说和戏曲不收外，囊括了当时图书的所有门类，共收书3470种，79018卷。它没有刊刻过，是以抄本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当时将全书抄了7份，分别保存于北京皇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奉天的文溯阁、热河的文津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也就是俗称的“北四阁、南三阁”。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设立四库馆，开始编纂，至乾隆五十二年才完全抄好，连编带抄共用了14年时间，其后又有所改动，直至乾隆五十三年总算最后完工。收在《四库全书》里的著作有相当一部分现在已经成了孤本。但与此同时，乾隆却乘机在全国征集图书，将他认为内容不好的书销毁，或将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毁去和修改，由此对中国文化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破坏。

当时虽说是向全国征集图书，但其重点却在江苏、浙江两省。一则由于这两个省是当时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收藏的图书最多；二则是因为这两个省抗清斗争最激烈，受清兵的屠杀也最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城守”这些最残酷或最壮烈的事件都出在江浙，所以这里反清意识也最强烈。自然不能不对这两个地区另眼相看，他在谕旨中特别提出：“且江、浙诸大省著名藏书之家指不胜屈。即或其家散佚，仍不过转落人手。闻之苏、湖间书贾书船皆能知其底里，更无难于物色。督抚等果实力访觅，何遽终湮？”要求督抚务必把江浙著名藏书家的书都搜罗到手。乾隆又下谕给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萨载、浙江巡抚三宝：“遗籍珍藏，固随地俱有，而江、浙人文渊薮，其流传较别省更多，果能切实搜寻，自无不渐臻美备。”并指名道姓地要他们收集昆山徐氏传是楼、常熟钱氏述古堂、嘉兴项氏天籁阁、秀水朱氏曝书亭、杭州赵氏小山堂、宁波范氏天一阁的图书，其目的就是要把江浙著名藏书家的书一网打尽。此后，乾隆又下谕催办，并指定两淮盐政李质颖向扬州商人中富于藏书的马裕索取书籍。

在这样的严令之下，无论督抚还是藏书家都不敢不努力响应。到这年五月，进呈的书就相当可观了。乾隆为了鼓励他们征集书籍的积极性，又制定了奖励办法。例如：藏书家进呈书在500种以上的，赏给《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呈书在100种以上的，赏《佩文韵府》一部。对私人所进的精醇著作，乾隆亲自为它评咏，书写于卷首，并会尽快将原书发还。到乾隆三十九年八月，所进呈图书已达万余种。

但是，随着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一道诏书的颁布，大规模的图书征集就变成了全国性的图书查禁。首先是由各地督抚在征集图书时组织人员仔细审查一遍，把应毁禁书呈缴。其次是以编《四库全书》的名义，将各省未发现问题的书送到四库馆，由四库馆臣再仔细审查，找出漏网的禁书。最后是皇帝在抽查《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亲自将四库馆臣所未发现的“违碍”书籍查找出来。经过这样三个审查环节，就很难再有漏网的禁书了。

当时，判定应该全毁的书籍主要有4个标准。

一、凡是对清朝统治有所不满（包括客观地记述其暴行的）或对满族有所鄙夷、敌视的，都必须销毁。

二、凡能引起人们对于明朝的好感或怀念的书都不能保留。例如，乾隆曾把《明实录》《宝训》《帝后纪略》等书作为“应毁各书”交军机处“阅看”，军机处的审阅结论，也是“无可存留，仍应销毁”。

三、凡是跟程、朱理学相抵触和不符合传统道德观念的书也应毁掉。如李贽的《藏书》《续藏书》是史学著作，所记之事始于先秦，迄于元代，根本不触犯前两条忌讳，但因他的观点与程、朱理学存在尖锐矛盾，在《藏书》中公开主张不应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所以也遭销毁。

四、作者有问题的，或者在书中多处引用有问题人的著作的书。关于后者，例如《国史考异》被销毁，是因书内“多引用钱谦益辩证”。尽管钱谦益的这些关于明代前期历史的“辩证”本身并不犯忌，但钱谦益这个人却为乾隆所憎恶，所以《国史考异》就不能保留了，而钱氏的《牧斋初学集》《牧斋有学集》《列朝诗集小传》等著作都被当作了禁毁的对象。更有甚者，连刊有钱氏序文或跋文的其他书籍也遭严禁，故此殃及一片。

从乾隆三十七年下诏征书，直到乾隆五十三年《四库全书》复查完毕，初步统计，当时被全毁的书有2453种，被抽毁的有402种。由此可见，当时被销毁的书籍，其数量竟相当于《四库全书》的四分之三，被抽毁的也相当于《四库全书》八分之一弱，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自秦始皇焚书以后，中国的文化从未遭受过如此浩劫！何况收入《四库全书》的书，有不少已遭严重删改，“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嘉庆朝以后，文字狱和大肆禁书的局面慢慢缓和，社会的文化形态好像轻松了很多，当文士们为此庆幸的时候，其实他们的思想已经在前期的压迫和禁锢下变得相当的驯服。龚自珍《咏史》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可以看出其平静无奈的心态，这与他“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豪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华民族的历史典籍除了各个朝代的所谓正史以外，还有不可胜数的各种书籍。中华的文化学术若太史公所云“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古代文人热爱思辩的精神，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之中，历代封建统治者企图通过禁书达到篡改历史、禁锢思想、限制文化的目的，这是可悲的，也是徒劳的。（李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