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办报思想(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当代价值)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传奇色彩、最有影响力的报人,是最早对报刊的重要功能有深刻认识的少数政治活动家之一。关于报刊的功能和作用,梁启超有段精辟的言论:“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有其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他认为“学校的对象,是培植青年后起人才。学会的对象,是联络成年智识阶级。报纸的对象,是启发社会一般民众。”而要数影响力,则报纸的威力最大!

他非常懂得利用报刊来进行舆论宣传,凭着自己的如椽大笔,曾在中国的政海里几度掀起惊天狂澜。他那捕捉时代信息的敏锐嗅觉、笔端常带激情的宣传性文字,利用了近代传媒的力量,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急剧变化,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

新闻史家戈公振曾在《新闻学撮要》中说:“我国报馆的崛起,一切思潮的发达,借由启其端。”此一评论,梁启超是当之无愧的。在维新运动之前,中国的报业还非常落后,无论是官府还是民众均看不到报纸的作用,更加意识不到现代传媒的巨大威力。当时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纸,只有香港的《中外新报》、《华字日报》等几种。自从1895年,由康有为出资,梁启超主编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由46期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直至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中国出现“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维新派报刊四处涌现。

1896年8月,《时务报》创刊于上海,由梁启超任总主笔,展现了他宣传家的天才,他所发表的一系列政论文,言辞尖锐、视野广阔、思想前卫,使其人与《时务报》均声名鹊起。数月内,《时务报》销售一万二千份,流行大江南北,“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时人真实记载:“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而当时,梁启超不过是23岁的青年,他高举着《时务报》这一维新运动的鲜明旗帜,把变法思想诉诸报端,“借报章鼓簧天下”,对两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发起了猛烈的抨击,使资产阶级民主、民权思想开始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自此。梁启超也渐渐走出了老师康有为的影子,独立登上政治舞台,哀号疾呼,“哭世骂人”,成为言论界的骄子,鼓吹变法的杰出宣传家。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如此描述梁启超与《时务报》:“时四方新学士子喜康、梁议论新颖,群相呼应,起而组织学会讨论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举起著者,如长沙之湘学会、时务学堂;衡州之仁学会;苏州之苏学会;北京之集学会……犹不可计数,而每会必有一种出版物以发表意见。于是维新运动,顿成活跃之观,而杂志亦风起云涌,盛极一时。”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却并未放弃办报的事业。1898年,《清议报》在日本横滨创刊,梁启超任主编,继续“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随着《清议报》行销国内和海外,梁启超的名气也越来越大,甚至“旧金山华侨仰慕梁卓如者过于康有为”。

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已出版100册,并为此在报馆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和庆功大会。在总结办报成就的同时,梁启超决定扩大办报规模,进一步提高质量,向“国报”及“世界报”级别迈进。然而,第二天报馆却被人放了一把火,统统烧个精光。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早在1899年11月,《清议报》就因火灾而被迫停刊一个月,当时梁启超并没有放弃,坚持将报社迁址继续出版。这次被纵火,传说是慈禧太后恨其言论对其侮辱太甚,而遣人报复。面对报社再一次被毁的惨淡局面,梁启超激愤写道:

志未酬,志未酬,问君之志几时酬?志亦无尽量,酬亦无尽时。世界进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

虽然屡受阻碍与打击,但梁启超却仍坚忍不拔地继续在办报的道路上艰难前进,决不止步。1902年2月8日,另起炉灶的《新民丛报》面世,目的首在“新民。”这份报纸与之前的报纸都大不相同,是梁启超一生创办的报刊中最成功的,也是时间最长的报纸,历时五年半,是梁启超作为一名有责任感、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为国家的危机时代所作的巨大努力。

《新民丛报》虽然为清政府所严禁,却仍为读者争相传阅。仅国内的销售点就达49个县市,97处之多,发行量最高达一万四千份,且每册一出版,内地就有人一再翻印。有人粗略估计,每册《新民丛报》要经过20人的阅读。“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此外,《新民丛报》还有一大历史贡献,便是将“马克思”这一名字首次亮相于中国人的眼前,梁启超当时就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泰斗,并预言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20世纪之世界。自办《新民丛报》起,梁启超的思想开始由“政治”转向“启蒙”,一跃而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

黄遵宪高度赞扬了梁启超的办报成就,认为:“《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二十多年后,胡适评价:“廿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

从开始办报纸(1895年办《中外纪闻》)而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至1929年病逝,在梁启超短短的56年生命中,竟有长达27年的报人生涯,共参与办报29份。办报算得上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其自言:“鄙人二十年来,故意报馆卫生涯,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也。”

他被誉为“近代中国报界之巨子”,在那个年代可谓执掌中国舆论之牛耳,开启了中国舆论界的梁启超时代。梁漱溟在《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写道:“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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