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是谷雨了，这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时节，越冬小麦正值抽穗扬花期，春播作物玉米、棉花也值幼苗期，而谷雨前后，也是降雨最集中的时期，古人说“雨生百谷”，谷雨前后的降雨堪称“春雨贵如油”，丰沛的雨量促进了田间作物的生长，直接影响着一年收成。

正因如此，在中国历史上，农民们在谷雨时节对雨神的崇拜便会形成高潮，人们不仅要“走谷雨”，贴“谷雨贴”，对农神的祭拜更是摩肩接踵。鼓乐喧天声里，人们捧出醴酒和牺牲，燃起祭香，接着便是一片怨忧参半的祈祝：“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隆重的仪式过后，干涸龟裂的土地便多了一份等待，劳作一生的农民便多了一份希冀……

这种明显带有巫术性质的祈雨活动，作为控制自然力的一种意念呈示，贯穿了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历史。落后的、近乎原始的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使农民们无法抗拒自然界的危害，无法保证劳动的收获和收成，但“苛政猛于虎”，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过程实际上是永无休止的偿还过程。于是，世代开拓黄土的人们最终朝拜起黄土，用它们塑成自己理想中的地神、天神、云神、雾中神，在最虔诚的祭祷之中沸腾一种意识，燃烧一种希望。

毫无疑问，雨在中国农耕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作为中国水崇拜的主要对象，对雨神的崇拜可以说贯穿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史。望着垄亩之上的禾苗，世代耕种的农民们祈盼着风调雨顺，把一年的收成都寄托在了天公的降雨上。如果雨水丰沛，自然欢欣雀跃，如果久旱不雨，便要心生愁闷。当巫祝手持法器跳起请神的舞蹈，农人们便在土地上齐声放歌。

这种巫术性质的祈雨活动自殷商时期便已有记载，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祈雨的卜辞，如：“今三月帝令多雨？”“帝其令雨？帝不令雨？”等，显然，在殷人的心目中，雨水是由天神主宰的，要想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就要向天神祈雨。随着历史的发展，祈禳丰收的巫术活动中开始出现更加多元的神祗，关公、麻姑等神灵都被一些地方的人们视为祈雨的偶像加以崇拜。河北《南皮县志》载：“遇天旱之时，农民有求雨之举。请关帝或龙王像，设坛三日，舁像铙鼓游行……”山西《榆次县志》载：“凡遇旱请神，两村互为迎送，谓之‘神亲’。或迎龙神，或迎狐大夫，或迎李卫公，或迎麻姑，或迎小大王。祷得雨，则将一庙之神俱请，谓之‘请后神’。”

在对诸多降雨之神的崇拜中，龙堪称司水的大神，几乎在各地，都建有龙王庙，可以说，龙崇拜贯穿的是一部中国文化史。成书于汉代的《淮南子》记载：“用土垒为龙，使二童舞之入山，如此数日，天降甘霖也。”而这种求龙神降雨仪式发展到唐代，更成为官方与民间一年中的重要活动，郑处海《明皇杂录》载：“唐开元中，关辅大旱，京师阙雨尤甚。……（上）因召少府监冯绍正，令四壁各画一龙。绍正乃于四壁画素龙，奇状蜿蜒，如欲振跃。绘事未半，若风云随笔而生。……设色未终，有白气若帘庑间出，入于池中，波涌涛汹，雷电随起。……见白龙自波际间乘之气而上，俄顷阴雨四布，风雨暴作。不终日，而甘露遍于畿内。”在这里，龙神的作用被无限夸大，祈雨的活动也越发变得神乎其神．

然而，香火再旺盛的降雨之神最终逃不过时间的证明，双手焚香虔诚无比的农民最终还是要成为颗粒无收背井离乡的主角，而导演这一幕幕悲剧的，正是那些敲骨吸髓的豪强官绅。苛捐杂税并不会因为久旱不雨而有丝毫减少，面对枯死的禾苗，他们手中扬起的，依然是横征暴敛的鞭子。

桑条无叶土生烟，箫管迎龙水庙前。 朱门几处看歌舞，犹恐春阴咽管弦。 ——李约《观祈雨》

晚唐诗人李约的这首《观祈雨》，用平白的语言，将久旱祈雨的情景与朱门的处处歌舞升平相对举，深刻揭露出统治阶级不顾劳动人民疾苦，终年贪图享乐、醉生梦死的社会现实。祈雨幡在干燥的田垄上飘摇，究竟昭示给谁?焦渴的农民将犁铧熔成铁水，在风中书写自己的名字，而烈日之下，神祗迸落华彩，露出丑陋的泥胎。是土地，就要生息；是唢呐，就要歌唱！可是人们在对上天进行无助的祈求之后，继之而来，便是深刻的嘲谑：唢呐，喑哑阻塞；土地，颗粒无收。祈雨，除了是一种仪式，一无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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