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诗经》中就有很多关于酒的诗句：“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幽风·七月》)、“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小雅·鹿鸣》)、“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小雅·湛露》)。平民喜饮，欲“以介眉寿”；贵族喜饮，“以燕乐嘉宾之心”，而作为雅俗共赏的一种传统饮料，酒很久以来便成为儒家礼乐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文化的载体。

唐代，文人大多好饮，“酒”“醉”“酌”“酿”“饮”“樽”等字眼比比皆是，无论是得意时还是失意时，谈到酒，诗人总是兴致盎然。

醉之乡去中国不知其几千里也，其土旷然无涯，无丘陵阪险，其气和平一摇，无晦明寒著，其俗大同。(王绩《醉乡记》)

初唐隐士王绩把醉乡想象成一个符合老子道家思想、政简人和的“理想国”，固然是基于对时局的不满，但是他之所以把“理想国”设在醉乡，而不是通常的“桃花源”，应该说是跟他的嗜酒分不开的。

酒是政治家的镇痛剂、缓冲剂，而且政治家醉酒后的情感表达仍然是中规入矩的，所谓“动容皆是舞，出语总成诗”。

兴来命旨酒，临罢阅仙书。但乐多幽意，宁知有毁誉。(张九龄《南山下旧居闲放》)

对张九龄而言，贬谪的滋味固然难以下咽，但是旨酒仙书的道家风流可抵消政治的不如意。

可怜盘石临泉水，复有垂杨拂酒杯。若道春风不解意，何因吹送落花来。(王维《戏题盘石》)

王维奉佛，很少写酒，但是他半官半隐的生活中也常常有酒的点缀。

不难看出，在初唐、盛唐初期的诗人那里，固然可以藉酒解忧、遗世，但酒更是一种文化身份的东西：主要与诗书、琴瑟为伴，与高雅的文人行止相伴，可以比喻为一杯清酒，带来淡淡的轻愁，即使醉了也是高雅地醉着，只含着些许的轻狂。

随着盛唐国力日渐鼎盛，诗礼文化空前繁荣，酒文化次第浓烈起来了。李白以谪仙人的姿态横空出世，他的诗歌光耀一代，足令所有的同代人光芒顿失，他42岁就名满天下，“谪仙人”的美誉使他成为众多后辈效仿的对象，他诗酒傲至尊的文化姿态更是前所未有，足以范式一代酒文化。

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将进酒》)

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李白《梁甫吟》)

李白的诗中常多举古人，尤其是那些起于草莽、市井的人物。如“高阳酒徒”，李白幻想着和他们一样，凭借自己的才学打动人主，风云际会，干一番名垂青史的大事业。这是盛唐科举制度激起的庶族地主的雄心壮志。所以这个天才诗人的早期诗作中尽是一股傲脱当代、舍我其谁的雄放之气。放归后，诗人铩羽而归，仍然带着他的傲气与豪气。李白诗中的酒往往与浮名相对。

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李白《行路难三首》其三)

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李白《月下独酌四首》其二)

李白很少提及自己的具体遭遇、论及具体的时政，他将失意的所有愤懑、困惑都装起来，装进万能的金樽，一饮而尽；将人生的千百滋味都收拾起来，只品味酒中的滋味。这是李白式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在他的酒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万古愁”的概念。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

李白身处盛世，却在时年36岁，正意气风发漫游求进之时大呼“万古愁”，这很有代表性，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中既有对生命易逝的感叹，也有对功业未建的焦虑，这里的“愁”实质不是悲愁之“愁”，而是急于求进的一种心态催生出来的惆怅，带着期许、带着豪情，是典型的盛唐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