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当代学者认为，应该从富民社会的角度，重新审视北宋王朝以及“唐宋变革论”。

所谓“富民社会”，是因为北宋时期，商品经济发达，四川地区还出现了“交子”，这一切都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产生的，当然，与其说“交子”是一种纸币，不如说是某种跨境汇兑业务，更为准确，因为商品交易量大，但四川地区通用的金属货币是铁钱，面额较小，且沉重，不便携带，而且，其使用范围仅限于四川及陕西一带，所以，“交子”应运而生。

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自然催生出一批“富民”，“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意思是说，各个县市都有“富民”，可见，在北宋时期，“富民”是一个普遍性存在，由此，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北宋朝廷和政府是如何对待“富民”的？

毫无疑问，北宋王朝承认“富民”存在的合理性及其重要性，“富室……为国守财尔。”大概和“藏富于民”是一个概念。

但是，仁宗朝后期，有所谓“三冗问题”，政府出现大量财政赤字，为此，神宗即位之后，开始任用王安石，实现变法，推行“抑制兼并”，也就是打击垄断，其核心有二：第一，剥夺“富民”手中的“轻重敛散之权”，将其收归政府；第二：将税收和财政由地方进一步集中于中央。其手段，则是实行某种意义上的“国有化”。

苏辙将王安石视为“小丈夫”，苏辙认为王安石“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司马光同样认为，财富究竟应该集中于“坊郭”（即城市人口），还是“国家”是一回事，“财之在城郭者，与在官府无异也。”

这也是新、旧两党交争的一大背景，看来，“民营”还是“国有”，作为一个问题，自古而然。南、北宋之际，理学家们开始将北宋的覆亡归咎于王安石，所以，南宋之后，又“恢复”到王安石变法之前的政策，尤其是浙东事功学派的学者们，进一步要求保护“富民”，认为打击“富民”，势必削弱国家。

当然，这些都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

今天，想继续聊一聊重读《续资治通鉴长编》时，注意到的发生在“嘉祐四年”的一条史料，先摘抄如下：

先是，京城富民刘保衡开酒场，负官曲钱百余万，三司遣吏督之，保衡卖产以偿。方平因买其邸舍，保衡得钱即输官，不复入家。会保衡姑讼保衡非刘氏子，亡赖豪纵，坏刘氏产。下吏按验，具对以实。御史中丞包拯遂劾奏方平身主大计，而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无廉耻，不可处大位，故命出守。

两宋时期，茶、盐、酒都属于国家垄断行业（这一点，《水浒传》有体现，“智取生辰纲”一节中，“白日鼠白胜”就属于贩私酒。）但民间，“富民”可以从官方批发，再零售给消费者，获取批发、经营权，一般要经过“买扑”，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竞标”。

这则史料表明，开封有一位颇具规模的酒类批发、零售商，叫刘保衡，大概他在“中标”之后，却没有及时交纳相关资金，因此，造成对官方的巨额负债，当然，他的债主是政府，即文中的“官”，为此，官方开始介入和主导刘保衡的债务重组。

北宋时期，主管财政的部门，称为“三司”，大概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当时三司的长官，即三司使，叫张方平，他是范仲淹的学生，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的伯乐，尤其是对“二苏”始终照顾有加。

除了经营酒类零售业，刘保衡还经营邸店，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房租租赁、酒店乃至于商业地产之类的，也可视为北宋的房地产业，为了支付上述费用，刘保衡被迫出售旗下的房地产业务，但是，接盘的却是债权方的代理人张方平，这就有点强取豪夺的意思了。

结果，我们熟悉的“包青天”出面了，他弹劾张方平“方平身主大计，而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最后，张方平被调离岗位，出任陈州市长（知陈州），而包拯却乘势接替张方平，出任三司使，这又引发欧阳修的不满，认为包拯之举，有“蹊田夺牛”之嫌。

“蹊田夺牛”的成语出自《左传·宣公十一年》，“抑人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

当然，由“富民”刘保衡牵扯出来的故事，还有很多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