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秀实是被已经走上叛逆之路的朱泚派遣的数十名骑兵翻墙而入劫持的。朱泚要段秀实成其“大事”，因软硬兼施不成而将他杀掉。他原是从泾州节度使的位置上被调任司农卿的，壮烈殉国之后，被追封为太尉。柳宗元不直呼其名而称之为段太尉，以示敬重。

柳宗元作《段太尉逸事状》，说的只是三件“逸事”。

其一，段秀实为泾州刺史时，见郭子仪儿子郭晞属下军士肆意横行，危害百姓而“吏不得问”，连邠宁节度使白孝德也因为郭子仪的关系而“戚不敢言”，便自告奋勇地向白孝德提出由他任都虞侯（执法官）去整饬这些无法无天的骄兵悍将，一上任就杀了像虎狼一样闯入酒店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坏酿器，（使）酒流沟中”的十七名军士，“皆断头注槊上，植市门外”，使得郭晞“一营大噪”，差点引发一场兵变。段秀实只带“老躄者”一人，“持马，至晞门下”，对郭晞等晓之以大义，让他们别辱没了郭子仪的功业，玷污了郭子仪的名节，说得郭晞恍然大悟再三拜谢，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愿奉军以从。”还与段秀实一起去白孝德处“谢不能，请改过”，使“邠州由是无祸”。

其二，段秀实为泾州营田官时，泾州大将焦令谌强取民田数十顷，再租给百姓耕种，硬取一半收成。那年大旱颗粒无收，焦某不管农民死活催逼租谷，扬言“我知入数而已，不知旱也”。走投无路的农民只好去营田官那边告他。段秀实写了判决书，派人劝告焦令谌。焦令谌根本不把段秀实放在眼里，居然怒发冲冠，放言：“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将判决书铺在一告状农夫的背上，将他杖击二十打得半死，再把他丢到营田官的衙门前。段秀实为之“大泣”，说“乃我困汝”，为他洗去血污，包扎伤口，亲手敷药，早晚喂食，还“取骑马卖，市谷代偿，使勿知”。淮西军帅尹少荣得知此事，找上焦令谌的门去，痛骂他不知羞耻，毫无人性，将焦令谌骂得“大愧流汗，不能食”，不久便“自恨”而死。

其三，段秀实在泾原节度使的职位上被征召为司农卿时，告诫家人，路过朱泚的地盘岐州时，切否接受朱泚赠送的财物。那时朱泚尚未反叛，段秀实看透他有蓄意拉拢之意，故有此事先告诫。当朱泚执意赠送大绫三百匹时，段秀实的女婿根本就无法推辞。但段秀实始终没有将这三百匹大绫搬进自己的住宅，只将它置放于司农治事堂的梁木之上。等到朱泚反叛并杀死段秀实后，官吏告知那批大绫“栖之梁木”，朱泚发现连封条的标识都未曾动过。

柳宗元不是史官，也没有人请他写史，那时他还在当永州司马，之所以会去写段秀实的“逸事”，当然事出有因。

柳宗元写的这三件“逸事”，或不唯上，或不信邪，或不贪财，集中体现了段秀实的正直与忠实。这三件“逸事”，柳宗元并非道听途说，全是他从“言信行直”的永州刺史崔敏那边“备得”的“太尉遗事”，他掂得出这三件“逸事”的分量，生怕史官收录不齐，散失遗漏，遂有写“逸事状”之举，而且“覆校无疑”之后方才寄将出去。

柳宗元与段秀实相隔不过五六十年，他从曾在段秀实麾下效力的“老校退卒”那边得知，段秀实像一个温文儒雅的读书人，“为人姁姁（和悦），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至于他在三件“逸事”中体现出来的“遇不可，必达其志”的执着与坚毅，却是历来如此，“绝非偶然”。他不想让人们误以为段秀实只是“奋不虑死”的一介武夫。

柳宗元会写此“逸事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韩愈正任史馆修撰。文末“敢以状私于执事”一语说的“执事”正是韩愈，《段太尉逸事状》正是寄送给韩愈的。柳宗元相信，对于正直、忠实的段秀实，他与韩愈的观点是一致的；让段秀实的事迹传之于后人，也是他与韩愈的共同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