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生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yuè》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1、太史公：《史记》作者司马迁自称； 2、先人：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 3、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之弟，辅武王灭纣建周，并制订礼法改定官制，使周代典章更加完备，周公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4、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 5、绍：继续； 6、让：谦让。

[译文]太史公说：“我的父亲生曾说过：‘周公死后五百年孔子出生，孔子死后，到今天又五百年了，有到了需要有人继承清明盛世，修正对《易经》的解释，续写《春秋》，以《诗经》、《尚书》、《礼记》、《乐经》作为衡量事物的根本的时候了。’”这番话的意思是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吧！意思就在这里吧！小子我怎么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wèi)而作《春秋》哉? ”

1、上大夫：汉沿用古制，大夫分上、中、下三等；壶遂：官至詹事，掌皇后太子家事，位上大夫，曾与司马迁一起改定律历。

[译文]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呢？”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yōng)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1、董生：即董仲舒(前179~前104 年)，西汉经学家、今文经学大师，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大一统”建议后，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从此汉代思想界树起了儒学的权威，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经学以及经学传统； 2、司寇：官名，主管刑狱，为六卿之一； 3、壅：阻碍； 4、是非：褒贬；二百四十二年：即春秋时期，《春秋》记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哀公十四年(前481)，共二百四十二年； 5、仪表：指法则、标准； 6、退：摈斥、斥责； 7、王事：谓王道，指尊周室、攘夷狄。

[译文]太史公说：“我听董生说过：‘周朝的政治衰落破败之时，孔子出任鲁国的司寇，诸侯把孔子视为对他们的祸害，大夫们给他设置障碍。孔子知道他的建议不会被接受，他的政治主张不能施行，于是评论褒贬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以此作为天下人行动的准则，贬抑天子，斥责诸侯，声讨大夫，以便施行王道。’

子曰：‘我欲载(zǎi)之空言，不如见(xiàn)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wù)恶(è)，贤贤贱不肖(xiào)，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1、空言：指褒贬是非的理论说教； 2、行事：指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 3、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 4、纪：纲纪，秩序。

[译文]孔子说：‘我想只提出褒贬的空论，不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表现更加深刻切实、清楚明白。’《春秋》这部书，上能阐明三王治国之道，下能辨明人世的伦理纲常，分清了疑惑难明的事物，辨明是非，判断犹豫难定的事情，褒善贬恶，推崇贤能，鄙视不肖之辈，恢复已亡之国，延续断绝了的世系，补救政治上的弊端，振兴已经荒废的事业，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内容。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cháng)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pìn)牡(mǔ)、雌雄，故长于风；《乐》乐(lè)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1、五行：指水、火、木、金、土； 2、经纪：整顿； 3、牝：雌性鸟兽；牡：雄性鸟兽； 4、道：通“导”，引导，指导。

[译文]《易经》说明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相互关系，所以长于表达变化；《礼》规定伦理纲常，故长于指导行动；《尚书》记载上古先王的事迹，所以长于指导政事；《诗经》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男女，所以长于表现风俗；《乐》的目的在于使人快乐愉悦，所以长于调和性情；《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理百姓。因此，《礼》用来节制人的行为，《乐》用来发扬和谐的情感，《尚书》用来指导政事，《诗经》用来表达内心的情意，《易经》用来指导事物变化，《春秋》用来引导人们遵守正义。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shì)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shēng)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1、反：通“返”；近：切合； 2、指：通“旨”，旨意； 3、弑：臣杀君、子杀父母； 4、以：因； 5、已：同“矣”。

[译文]把乱世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没有比《春秋》更切合需要的了。《春秋》全书有数万字，其中的要点也有数千。万物万事的分离与聚合，都记在《春秋》里。《春秋》中，臣杀君的有三十六起，亡国的有五十二个，诸侯逃亡而失去政权的不计其数。探究他们所以如此的原因，都在于失去了根本啊！

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cuàn)弑(shì)之诛，死罪之名。

1、“失之毫厘”句见《易纬•通卦验》，今《易经》无此语； 2、“臣弑君”句见《易•坤•文言》，稍有不同；渐：逐渐发展； 3、谗：说人坏话；贼：指犯上作乱； 4、经事：常事；宜：合适； 5、变事：与“常事”相对而言；权：变通。

[译文]所以《易》中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此说，臣杀君，子杀父，不是一朝一夕才这样的，而是长时期逐渐形成的。所以，国君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当面有人进谗他看不见，背后有窃国之贼他也不知道。身为大臣的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处理一般的事情不知怎样做才合适，遇到出乎意料的事变不知用变通的权宜之计去对付。作为国君和一家之长却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恶名。作为大臣和儿子的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因为阴谋篡位和杀害君父而被诛杀，得一个死罪的名声。

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 ，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

1、被：加上，施加。

[译文]其实，他们都以为在干好事，却因为不知大义，结果背上空头罪名也不敢推卸。不通晓礼义的意旨，以至于国君不像国君，大臣不像大臣，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做国君的不像国君，大臣们就会犯上作乱；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就会遭到杀身之祸；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就是没有伦理道德；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把这四种最大的过错加在这些人身上，他们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卸。

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1、宗：根本。

[译文]所以《春秋》这部书，是礼义的根本。礼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法的作用是除恶于已然；法的除恶作用容易见到，而礼的防患作用难以被人们理解。”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1、空文：指文章； 2、明天子：指汉武帝刘彻； 3、咸各序其宜：都各得其所。

[译文]壶遂说：“孔子的时代，国家没有英明的国君，下层的贤士得不到重用，孔子才写作《春秋》，用文辞来论断礼仪，作为后世圣王的法典。现在，您太史公上遇英明的皇帝，下有自己的职守，万事已经具备，而且都各得其所，您所论述的，想要说明什么宗旨呢？”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xī)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bāo)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1、唯唯：应答词； 2、伏羲：传说中三皇之一，风姓，是中国最早的有文献记载的创世神，在后世与太昊、青帝等诸神合并，被称为"太昊伏羲氏"。

[译文]太史公说：“对，对！不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我曾听先父说：‘伏羲最纯朴厚道，他创作了《易》的八卦。唐尧、虞舜时代的昌盛，《尚书》予以记载，礼乐由此而兴。商汤、周武王时代的隆盛，那时的诗人加以歌颂。《春秋》推举良善，贬斥恶行，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颂扬周王朝，并非全是讥刺。’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shàn)，改正(zhēng)朔(shuò)，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chóng)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shēng)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

1、符瑞：祥瑞的征兆，犹言吉兆。指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 年)西狩至雍获白麟事； 2、封 禅：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重礼，在泰山顶筑坛祭天称封，在泰山南面梁父山上辟基祭地称禅； 3、正：岁首；朔，初一。古时改朝换代，都须改正朔，以示新王朝应天承运； 4、服色：衣着、车马、祭牲、器物的颜色。武帝太初改历，色尚黄； 5、穆清：清和之气，指上天； 6、罔极：无穷无尽； 7、海外：古人认为我国疆土四面环海，故称中国以外的地方为海外； 8、重译：辗转翻译；款塞：叩塞门，指通好或内附；款：叩，敲。

[译文]汉朝建立以来，到当今的英明天子，获得吉祥的符瑞，举行祭祀天地的大典，改正历法，更换车马、器物的颜色。受命于天，德泽流布远方，四海之外与汉族风俗不同的地区，通过几重翻译叩开关门，请求进献物品和朝拜天子，这些事说也说不完。大臣百官尽力歌颂天子的圣明功德，但还是不能完全表达他们的赞美之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huī)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miù)矣。”

1、布闻：宣扬； 2、有司：指官吏。古代设官分职，事各有专司，故称有司； 3、堕：通“隳”，毁坏； 4、故事：旧事，旧业； 5、整齐：整理。

[译文]况且，贤士不被任用，这是国君的耻辱；皇上英明神圣却不能扬美德于天下，这是主管官员的过错。而且，我曾经做过史官，抛开皇上英明神圣的盛大美德不去记载，埋没功臣、贤大夫的事迹不去记述，背弃先父的嘱托，罪过没有比这更大了。我所说的记述过去的事情，整理归纳那些世代相传的史料，谈不上创作，而您却把它同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这就错了。”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léi)绁(xiè)。乃喟(kuì)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

1、论次：编排； 2、遭李陵之祸：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骑都尉李陵率五千步兵击匈奴，战败投降，司马迁在武帝面前替李陵辩护，武帝认为这是诋毁贰师将军李广利，判处司马迁宫刑； 3、漯绁：捆绑用的绳索，此指监狱； 4、喟然：叹息貌； 5、毁：毁伤，指受官刑。

[译文]于是编写这些文章。过了七年，我因替李陵投降匈奴辩解而大祸临头，被关进了监狱。于是喟然长叹：“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废没有用了！”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yǒu)里，演《周易》；孔子厄(è)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jué)有《国语》；孙子膑(bìn)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shuì)难(nán)》、《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1、惟：思； 2、隐约：隐微简约； 3、遂：实现； 4、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境内；演：推衍； 5、左丘：即左丘明，春秋时鲁国史官，为解析《春秋》而作《左传》 (又称《左氏春秋》)，史学界推左丘明为中国史学的开山鼻祖。被誉为"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 6、孙子：即孙膑，曾与庞涓为同窗师从鬼谷子学习兵法，后为庞涓嫉妒而遭膑脚之刑；膑：剔去膝盖骨的一种酷刑； 7、不韦：即吕不韦，本为秦阳翟(今河南禹县)的大商人，后成为秦始皇相国，曾命门客编撰《吕氏春秋》，凡二十六卷，分十二纪、八览、六论，故又称《吕览》，"兼儒墨，合名法"，史称"杂家"，后因罪免职迁蜀，途中自杀； 8、《说难》《孤愤》：均见《韩非子 》； 9、大抵：大都，大致；发愤：抒发幽愤。

[译文]事后又转而深思：“《诗经》和《尚书》辞意隐约，这是作者出于要表达他们内心的思想的一种考虑。从前文王被囚禁在羑里，却推演出《周易》；孔子在陈国和蔡国遇到困厄，就写作《春秋》；屈原被放逐，却著成《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这才写出《国语》；孙膑遭受膑刑之苦，却论著兵法；吕不韦谪迁蜀地，后世却流传着《吕览》；韩非子在秦国被囚禁，却写出了《说难》、《孤愤》；《诗经》三百零五篇，大多是古代的圣贤之人为抒发胸中的愤懑之情而创作的。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1、陶唐：陶唐氏，即尧，名放勋，起初被封于陶，后迁徙到唐(今临汾和襄汾)，所以又称唐尧，中国传说历史中的人物，是五帝之一； 2、麟：古代传说中的瑞兽，这里指武帝西狩至雍获白麟之事。

[译文]这些人都是心中意气有所郁结，没有地方可以发泄，这才追述往事，以期将来的人对自己有所了解。”于是，终于又着手记述唐尧以来的历史，从黄帝开始，至汉武帝猎获白麟的元狩元年结束。

陕西韩城司马迁祠墓

《太史公自序》全文：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生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yuè》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wèi)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yōng)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zǎi)之空言，不如见(xiàn)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wù)恶(è)，贤贤贱不肖(xiào)，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cháng)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pìn)牡(mǔ)、雌雄，故长于风；《乐》乐(lè)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shì)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shēng)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cuàn)弑(shì)之诛，死罪之名。

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 ，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xī)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bāo)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shàn)，改正(zhēng)朔(shuò)，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chóng)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shēng)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

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huī)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miù)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léi)绁(xiè)。乃喟(kuì)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yǒu)里，演《周易》；孔子厄(è)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jué)有《国语》；孙子膑(bìn)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shuì)难(nán)》、《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清 吴楚材 吴调侯《古文观止》评：

史公生平学力，在《史记》一书。上接周孔，何等担荷；原本《六经》，何等识力；表章先人，何等渊源。然非发愤郁结，则虽有文章，可以无作。哀公获麟而《春秋》作，武帝获麟而《史记》作。《史记》岂真能继《春秋》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