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晋人伐诸蒲城。蒲城人欲战，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从者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

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将适齐，谓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处狄十二年而行。

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

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从者以为不可。将行，谋于桑下。蠺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杀之，而谓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闻之者，吾杀之矣！”公子曰：“无之。”姜曰：“行也。怀与安，实败名！”公子不可。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僖负羁之妻曰：“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贰焉？”乃馈盘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及宋，宋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

及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叔詹谏曰：“臣闻天之所启，人弗及也。晋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将建诸？君其礼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晋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离外之患，而天不靖晋国，殆将启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从之，三也。晋、郑同侪，其过子弟，固将礼焉；况天之所启乎？”弗听。

及楚，楚子享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谷？”对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其何以报君？”曰：“虽然，何以报我？”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橐鞬，以与君周旋。”子玉请杀之。楚子曰：“晋公子广而俭，文而有礼；其从者肃而宽，忠而能力。晋侯无亲，外内恶之。吾闻姬姓，唐叔之后，其后衰者也。其将由晋公子乎？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乃送诸秦。

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奉匜沃盥，既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纳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负羁绁从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犹知之，而况君乎？请由此亡。”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济河，围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晋师军于庐柳，秦伯使公子絷如晋师。师退，军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晋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晋师。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宫。戊申，使杀怀公于高梁。

这段故事节选自《左传·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重耳是晋献公的公子，即后来在春秋五霸中功业最为显赫的晋文公。献公宠妃骊姬想立自己的儿子奚齐为太子，便逼死太子申生，又谗害申生的异父母兄弟重耳、夷吾，怂恿献公派人到重耳的封地浦城去捉拿重耳，重耳被迫逃亡。本文即以生动的文笔，记叙了重耳在出奔、流亡的苦难经历中，受到了政治锻炼，增长了阅历和胆识，逐步认清了当时复杂的形势，从而一意兴晋，最后成长为著名的政治家的过程。

《左传》的作者是刻画人物的高手，很善于捕捉人物的个性特征，借助于典型的细节描写，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塑造形象；并且能成功地反映人物的思想、性格的发展和变化。其高明的艺术手腕至今仍然可供我们借鉴。

我们且看他是怎样塑造重耳这个人物的：

开初，面对骊姬的无端迫害，重耳虽不像他的哥哥申生那样迂腐地坐以待毙，但也毫无反抗之意，只好弃国逃亡，仓皇奔狄。这表明他在政治上还非常天真、幼稚，还很缺乏斗争经验。重耳的母亲是狄人，自然狄人对他非常关照，于是他便娶妻生子，乐以忘忧，一住就是十二年。最后在他舅舅的督促下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狄。临行前他还儿女情长地对他的妻子季隗说：“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这样的语言，实在没有半点大丈夫的气概，也难以看出他有什么雄心壮志。在五鹿，他饿急乞食，当乡下人请他吃土块时，他立刻怒火中烧，毫不考虑自己逃亡的处境，举鞭就要打人。这还是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受不得一点委屈的贵族公子的派头。到了齐国，因为申生的母亲是齐人，齐国也希望他能返回晋国掌权，为齐晋修好做点准备，所以齐桓公不仅“妻之”，而且要使他“有马二十乘”。重耳却根本不想齐国为什么要给他如此优厚的待遇，也不想复国、报仇大业，又像在狄时一样，安于这种甜美舒适的生活而不想离去了。当姜氏夸他“有四方之志”，表示支持他走时，他却矢口否认说：“无之。”当姜氏语重心长地劝告他说：“走吧，怀恋妻子，贪图安乐，实在是败坏你的功名啊！”他干脆就赖着不走。当姜氏同他舅舅用计把他灌醉送走后，他醒来还要“以戈逐子犯”。这样的笔墨，实在传神！要知道，重耳出逃时已四十三岁了，在狄十二年，在齐五年，这时已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却在他的妻子和舅舅面前如此耍赖，自然让人看了发笑。而作者正是抓住这些典型的细节、富于个性的言行，寥寥几笔，便绘声绘形地给我们勾画出一个懦弱、无赖、苟且偷安的贵族公子形象；同时也反映出重耳这时仍然没有什么政治抱负。

但是，在长期的流亡生活中，他遭受了卫、郑等国的冷遇，五鹿人的嘲弄和曹共公的侮辱。在姜氏和随行人员的帮助下，他开始转变并逐渐成熟起来。当僖负羁借机送来厚礼时，他便能接受晚饭以示领情，退回璧玉以示不贪，处理得颇为得体。而当宋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时，他也不再“安之”了。

重耳性格的变化发展，在楚、秦更为突出。楚成王设宴招待他时，成王居功要挟，当场要求报答的许诺。重耳这时既要考虑自己的处境，不能过分得罪楚国，又不能有损于晋国，是很难回答的。但他却答得非常巧妙。他首先说明楚国地大物博，不应对晋国有何奢望，不仅婉言拒绝了楚王的要求，而且也间接地讽刺了楚王的贪欲。当楚王再次逼问时，他便貌似温文谦逊，其实更加柔里带刚地说，要以“避君三舍”作为报答，但“若不获命”，便要“与君周旋”。这里已没有半点流亡公子寄人篱下的卑躬屈膝之态，而是答得堂堂正正、不卑不亢，显得有理、有力、有节。短短几句，不仅又一次顶住了楚王的无理要求，也表明了自己的志向，同时还维护了自己祖国的尊严。这时他俨然是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表明他已开始从远大的政治目标来考虑和处理事情了。到了秦国，秦穆公的女儿怀嬴伺候他时，他对她很不礼貌，怀嬴生气，重耳便马上赔罪；当重耳要过黄河回国时，其舅舅向他告辞，重耳立刻知其用意，马上赌咒发誓说，回国后一定和舅舅同心同德，因为这时他已有更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更加敏锐的政治见解了。他深知秦国是他回国称君的主要靠山，如果得罪了怀嬴，就可能毁其大事；如果回国后不用子犯等一帮人，不仅孤掌难鸣，而且会丧失人心，所以他这时再也不敢像在齐时那样，在妻子和舅舅面前耍无赖，而是显得像一个知过能改、谦让雍容、不记前仇、宽厚待人的政治家了。尤其是秦穆公宴请重耳，在宴会上赋《六月》，让他回国后能像尹吉甫辅佐周宣王一样辅佐周天子时，重耳立刻“降，拜，稽首”，这就充分地反映了他已愈来愈具有强烈的建立霸业的雄心壮志了。

就这样，作者通过对重耳流亡生活中许多具有代表性的言行和细节描写，形象生动地反映了他从一个幼稚无知、贪图享受、胸无大志的贵族公子，经过苦难的历程，受到了磨炼，最后成长为一个有志气、有胆略、有见识、有度量、称霸中原的政治家的性格发展过程。读罢掩卷，重耳那与姜氏、子犯耍无赖的形象，那对僖负羁“受飧返璧”的形象，以及他与楚成王、秦穆公对话的种种情态无不一一浮现在眼前。这些形象是那样鲜明、那样清晰，真是栩栩欲活、呼之欲出，令人不得不拍案叫绝，叹服作者对重耳形象塑造的成功！

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作者还采用了侧面描写和正面描写交替运用的手法。文章开头写晋人伐蒲城，“蒲城人欲战”，说明蒲城人对他比较拥护；在流亡中，一些国家给重耳以礼遇，虽都是各自从本国的利益出发，但同时也表明他还比较得人心；作者还通过僖负羁之妻、叔詹及楚子等人的谈话中对重耳君臣的评价，从侧面反映了重耳及其从者是有才能有智慧的。文章后半部分则多用正面描写，但也时有侧面的映衬。这样正、侧描写交替使用，就能把人物的性格、形象刻画得更加鲜明、更加丰满，更具有典型的意义。

重耳四十三岁出亡，六十二岁回国，一共在外十九年，经过八个诸侯国，经历了许多事情，其中可写的材料是相当丰富的，但作者始终围绕着主要人物、主要矛盾来叙写。当详则详，当略则略。详尽处，波澜迭出、妙趣横生；简略处，一笔带过、十分经济。这使整篇文章显得重点突出、繁简适宜。可见作者的选材、剪裁、谋篇、布局之功，也是非同凡响的。

的确，这是一篇优秀的、很值得一读的史传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