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在唐宋八大家中，欧阳修和王安石的关系是非 常特殊的。欧阳修对王安石有提携之恩，王安石曾经对友人曾巩说：“非欧公无足以知我。”1070年，王安石升任为宰相积极推进新法，这一年王安石49岁，而欧阳修63岁。63岁的欧阳修于青州上疏反对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并指出青苗法在推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病。在革新变法过程中，因政治见解不同，两人存在矛盾。两年后，也就是1072年，欧阳修去世， 巩、苏轼、苏辙等人都有祭文，而后人有人认为，欧阳公祭文，当此为第一。

欧阳修对王安石有知遇之恩，作者曾感慨“非欧公无足以知我”。后以政治见解不同，也有过意见分歧。作者得知欧阳修去世的消息，不能忘怀于欧公，写下一篇表达无比崇敬和绵绵哀思的祭文。

（一）评价欧公人生境界

王安石说，人的力量能够做到的事情，还不一定成功，何况天理渺茫不可捉摸，又怎么能把它推测知晓呢?先生生时，闻名于当代；先生死后，有著述流传后世。有这样的成就已经足够了，我们还有什么可悲切的呢！

（二）推崇欧公文学成就

王安石说，先生具有那样深厚的气质，高远的见识，加以精微的学术功力，因此作为文章，发为议论，豪放、强劲，英俊、奇伟，神奇、巧妙、灿烂、美好。在心胸中的才力，浩大有如江水的积储；发为文章，明亮有如日月的光辉。清亮幽雅的韵调，凄凄切切如急雨飘风的突然来到；雄伟宏广的文辞，明快敏捷如轻车骏马的奔驰。世上的学者，不问他是否熟识先生，只要读到他的著作，就能知道他的为人。

（三）赞颂欧公道德人格

唉！先生做官四十年来，升升降降，调出调进，使人感到这世上道路的崎岖不平。虽然处境艰难困苦，到边远州郡流放，但到底不会默默无闻，因为是是非非，自有公论。既经压抑，再又起用，就名闻全国。先生果敢刚正的气节，到老年还是保持不衰。

（四）肯定欧公政治作为

当仁宗皇帝在朝的最后几年，考虑到他身后的事情，曾经说过，象先生这样的人才，可以把国家的前途委托。后来确定方针，从容行动，当机立断，辅助马上即位，真可说是千载难逢的大事一朝决定。功成名就，不自居有功而请求退职，从出任官职，到居家隐处，这样的英灵，想决不会随着躯体消灭，而长留在箕山之旁与颍水之滨。

（五）直抒敬仰之情

现今全国上下的人士，都在为先生的逝去而哭泣哽咽，何况我是同朝的士大夫，长期交游往来，失去的并且又是我向来仰慕而亲近的人呢！

啊！事物兴盛衰废的规律，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伫立风中怀念，情感上不能忘却，就是因为从此再也见不到先生了，我将还能和谁在一起呢？

因与欧公政治立场不同，作为当朝宰相，又是身受欧公提携的晚辈①，荆公此文不得不避开政见，只谈道德文章，对其政绩亦仅涉及为先皇立储一事，但字里行间，则充满对欧公的崇敬与哀思，足见荆公情谊之真挚与人格之高尚。十四年后，荆公辞世于江宁（今南京），与欧公一样，也享年66岁。其时新法全废，不要说其政敌，即便荆公的门生故旧，亦皆噤若寒蝉，不仅怯于写祭文②，甚至连奔丧、吊唁都不敢参加。相比之下，其风骨人格，确实远不可与荆公同日而语。

王安石与欧阳修交往，乃曾巩为介。嘉祐元年（1056），安石任群牧判官，在汴京拜见欧公，有诗相酬。欧公在《再论水灾状》奏疏中曾举荐安石：“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时，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议论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伏乞更广进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补。”

当时王安石门人中，仅有反对新法的陆佃曾私下撰写《祭丞相荆公文》，另有张舜民曾写《哀王荆公》七绝四首，亦反对新法者。

王安石的散文大多议政说理，感情色调不浓，但他的哀祭文却有浓挚的抒情色彩，表现了性格倔强的王安石也有不能“忘情”的一面。这篇《祭欧阳文忠公文》就是一篇低回婉转，情深意挚，哀思绵绵的抒情文。 　　欧阳修作为北宋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喜奖掖后学，史载“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宋史》本传）王安石在年轻的时候曾得到欧阳修的嘉许，虽然欧阳修晚年曾与司马光一起反对熙宁“新法”，但王安石对欧阳修的知遇之恩未曾或忘。在欧阳修去世之后，王安石写了这篇祭文，对欧阳修的人格修养和文章学术予以高度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