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死后十四年出生的沈约在《宋书·列传·隐逸》里列上了陶渊明，说他“曾祖侃，晋大司马”。陶渊明显然是沾了做过大司马的曾祖陶侃的光。

陶渊明生前诗友颜延之写过《靖节徵士诔》。

昭明太子萧统的《陶渊明传》，所依据的主要材料仍是陶渊明本人的话：渊明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

关于他本人的履历，仍是语焉不详。别人除了从中知道他的“宅边有五柳树”，并“因以为号焉”；知道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知道他“好读书，不求甚解”；知道他“性嗜酒”，“期在必醉”；知道他的家“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知道他总是“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知道他“常著文章自娱”，“以此自终”，之外，则不知他是“何许人也”，闹不好是上古时候的老百姓：“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我在一条很深长的山垄里看到的陶渊明“故里”，有一幢很破旧的据说是清朝末年的建筑，格式同当地的大户民居无异。前后两进，两进之间有一条窄巷，因为是“陶靖节祠”，故名“柳巷”。从屋后向山上走几十步，便是陶渊明墓。它的形制和所用的砖石，都自觉地表明着那不过是后人的寄托。

正因此，关于陶渊明故里，学者们歧义颇多，一直争论不休；陶渊明的生年，我在正式出版物上看到有三种不同的说法；至于“桃花源”，就更多了——

一说是在庐山一带。这在情理上是符合的。以陶渊明那样贫困的一个有文化的老农民，即便有雅兴旅游，能走多远？喝醉了酒，兴之所至，跌跌撞撞地在附近山垄转悠，所谓“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归去来兮辞》），忽发奇想，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那年，庐山下面某县有关部门居然真的在县境内找到一处“先世避秦世乱”的“康王谷”，称其中的山林溪流村舍，酷似《桃花源记》的描写，因而在交通要道俨然矗起高大的桃花源牌坊。而江西邻省湖南，不仅有桃源县，还真有像模像样的“桃花源”。某年，参加湖南文艺出版社办的笔会路过那儿，不由一愣；之后又听说，皖赣接壤处又发现了一个“桃花源”。想想，一过彭泽就是安徽地界，当年的彭泽令在不得意的公务之余散心逾出了现今的省界，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桃花源”本来就是一个乌托邦，后人也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

但陶渊明只有一个，其本来的生存状况也只有一种。遗憾的是人们却不得不靠想象来臆测。

鲁迅关于陶渊明的文字里，就看到两种不同的描绘。

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鲁迅写道：……他非常之穷……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脚穿上了……

在后来的《隐士》里，鲁迅写道：……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伺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边饿死了。

这两段话，哪一段更可信呢？

我在陶渊明的诗文里看到的“他有奴子”的依据，是《归去来辞》里“童仆欢迎”一句。这“童仆”是否就是“奴子”，不知有没有确切的考证。但陶渊明诗文里其他关于他的生存状态的描写应该是无须考证的。

他明明白白地写过自己的劳动：“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很难说这是个坐享其成的人。

他明明白白地写过自己的乡居生活：“……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活脱脱一个老村夫。

他明明白白地写过自己的《乞食》：“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不过是比乞丐多一点羞惭。

就是在《归去来兮辞》的序里，陶渊明对自己的贫穷困窘的陈述也原是再明白不过的：“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万不得已，他才去做了一个小官：“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没有几天，就觉得为了混口饭吃逼着自己做违背意志的事，“违己交病”，实在太痛苦了，便找了个理由，一走了之。从上任到“自免去职”，前后才“八十余日”。

大家不过是在猜一个没有人会给出谜底的谜。不过有一点我想是可以肯定的，陶老先生的日子就是好，也决好不到哪里去。一个“质性自然”，不肯“矫励”、也就是常说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跟主流社会离得那么远的倔老头，当然也得不到主流社会的恩宠。死了，只有朋友给一个私谥。

陶渊明“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是我们今天认识的陶渊明。金元时期的大诗人元好问甚至为此感谢晋朝社会对陶渊明的无知或冷遇，说是“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我们怎样对待陶渊明的精神遗产。

鲁迅认为，真的“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隐君子”，“世间是不会知道的”，而有了“隐士”美名的人有时不免被人“当作笑柄”。他的看不起隐士是显见的。但他对陶渊明却高抬贵手。他一面认同“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面又指出“陶潜因为并非浑身都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鲁迅很赞赏地说：

……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这是何等自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鲁迅在这篇并非专门研究陶渊明的讲稿里，用一再的强调，明白而准确地给了陶渊明一个定位：自然。

同时也就在无意中给了陶渊明的崇尚者一个难以达成的人生命题：自然。

当然，“有钱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很容易，却不合陶渊明的“高致”。与这可笑相比而成为可恶的是，一些恨不得天下风光占尽的利禄之徒，却总喜欢请人书了“岫云”“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之类挂在客厅里。

所以可笑和可恶，就因为：不自然。

自然是静穆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自然也是激动的：“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自然是健全的生命活力。

自然是一种极度的简朴：“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忻忻于富贵。”自然也是一种极度的奢侈：“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

自然是内在精神的富有。

自然是一种选择：“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然也是一种随意：“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自然是独立人格，是不在万丈红尘中迷失自己。

在物质主义高涨的生态中间，一个身心疲惫的人果真能复归本真，质朴自然，那不是一种勇气，不是一种牺牲，而实在是一种福气。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期在必醉”；因为“耕植不足以自给”去做了一个小官，稍有不顺就拍屁股走人；“常著文章”只是为了“自娱”，为了自己快活，跟喝酒一样，喝酒就是喝酒，就是馋酒、嗜酒、贪酒，就是爱喝，就是喜欢喝，就是往死里喝，喝个昏天黑地，一醉方休，不醉不休，醉了，哪怕是山林野地，倒头便睡，没得喝了，就去乞讨——“叩门拙言辞”，而不是为了弘扬酒文化，为了推动造酒业的大繁荣大发展；活就真真实实地活，写就自自然然地写，不藏着不掖着，不装神不弄鬼，不讨好不卖乖，不高调不吹嘘，不在乎官方民间圈里圈外在不在乎，不纠结出不出全集、是不是经典、上不上排行榜、拿不拿高版税，不操心获不获国家奖国际奖、有没有知名度、进不进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