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汉代淮南王刘安招集宾客集体创作的一部道家名著。

淮南子卷九 主术训(下)

【原文】

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静则下不扰矣，俭则民不怨矣。下扰则政乱，民怨则德薄。政乱则贤者不为谋，德薄则勇者不为死。是故人主好鸷鸟猛兽，珍怪奇物，狡躁康荒，不爱民力，驰骋田猎，出入不时，如此则百官务乱，事勤财匾，万民愁苦，生业 不休矣。人主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黼黻文章，絺绤绮绣，宝玩珠玉，则赋敛无度，而万民力竭矣。尧之有天下也，非贪万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为百姓力征，强凌弱，众暴寡。于是尧乃身服节俭之行，而明相爱之仁，以和辑之。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斫，大路不画，越席不缘，大羹不和，粢食不毁，巡狩行教，勤劳天下，周流五岳，岂其奉养不足乐哉？举天下而以为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悯，举天下而传之舜，犹却行而脱蹝也。衰世则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处人主之势，则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专在于宫室台榭，陂池苑囿，狂兽熊罴，玩好珍怪。是故贫民糟糠不接于口，而虎狼熊罴厌刍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宫室衣锦绣。人主急兹无用之功，百姓黎民憔悴于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

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侧目而视，侧耳而听，延颈举踵而望也。是故非澹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 大无以兼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断。是故贤主之用人也，犹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为舟航柱梁，小者以为楫楔，修者以为櫩榱，短者以为朱儒析护。无小大修短，各得其所宜；规矩方圆，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于鸡毒，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犹无可弃者，而况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举，乡曲之所不誉，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职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肢也，及其下，牧竖能追之，才有所修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责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大重，或任百而尚轻。是故审豪厘之计者，必遗天下之大数；不失小物之选者，惑于大数之举。譬犹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国，继绝世，志在直道正邪，决烦理挐，而乃责之以闺阁之礼，奥窔之间。或佞巧小具，谄进愉说，随乡曲之俗，卑下众 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权，治乱之机。是犹以斧劗毛、以刀抵木也，皆失其宜矣。

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智虑，以天下之力争。是故号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闻，百官修同，群臣辐凑。喜不以赏赐，怒不以罪诛。是故威立而不废，聪明先而不毙，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达而不暗。善否之情，日陈于前而无所逆。是故贤者尽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泽兼覆而不偏，群臣劝务而不怠；近者安其性，远者怀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舆马者，足不劳而致千里；乘舟揖者，不能游而绝江海。

夫人主之情，莫不欲总海内之智，尽众人之力，然而群臣志达效忠者，希不困其身。使言之而是，虽在褐夫刍荛，犹不可弃也；使言之而非也，虽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庙堂之上，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是明主之听于群臣，其计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不责其辩。暗主则不然，所爱习亲近者，虽邪枉不正，不能见也；疏远卑贱者，竭力尽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穷之以辞，有谏者诛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内，存万方，是犹塞耳而听清浊，掩目而视青黄也，其离聪明则亦远矣。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县法者，法不法也。设赏者，赏当赏也。法定之后，中臣者赏，缺绳者诛；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无专行也；法籍礼义者。所以禁君使无擅断也。人莫得自恣则道胜，道胜而理达矣，故反于无为。无为者，非谓其凝滞而不动也，以其言莫从已出也。夫寸生于秒，秒生于日，日生于形，形生于景，此度之本也，乐生于音，音生于律，律生于风，此声之宗也。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于本者不乱于未，睹于要者不惑于详。法者，非天堕，非地生，发于人间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诸已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所谓亡国，非无君也，无法也；变法者，非无法也，有法而不用，与无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故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圣主之治也，其犹造父之御：齐辑之于辔衔之际，而急缓之于唇吻之和；正度于胸臆之中，而执节于掌握之间；内得于心中，外合于马志。是故能进退履绳，而旋曲中规，取道致远，而气力有余，诚得其术也。是故权势者，人主之车舆也；大臣者，人主之驷马也。恢离车舆之安，而手失驷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舆马不调，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为治。执术而御之，则管、晏之智尽矣；明分以示之，则蹠、蹻之奸止矣。

夫据除而窥井底，虽达视犹不能见其睛；借明于鉴以照之，则寸分可得而察也。是故明主之耳目不劳，精神不竭，物至而观其象，事来而应其化，近者不乱，远者治也。是故不用适然之数，而行必然之道，故万举而无遗策矣。

今夫御者，马体调于车，御心和于马，则历险致远，进退周游，莫不如志。虽有骐骥騄駬之良，臧获御之，则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故治者不贵其自是，而贵其不得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夺，毋曰不争。”如此，则人材释而公道行矣，美者正于度，而不足者建于用，故海内可一也。

夫释职事而听非誉，弃功劳而用朋党，则奇材桃长而干次，守官者雍遏而不进。如此，则民族乱于国，而功臣争于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执下，释之而不用，是犹无辔衔而驰也，群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术则制人，无术则制于人，吞舟之鱼，荡而失水，则制于蝼蚁，离其居也。猨狖失木，而擒于狐狸，非其处也。君人者释所守而与臣下争，则有司以无为持位，守职者以从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转任其上矣。

夫富贵者之于劳也，达事者之于察也，骄恣者之于恭也，势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为之，则智日困而自负其责也。数穷于下则不能伸理；行堕于国则不能专制，智不足以为治，威不足以行诛，则无以与天下交也。喜怒行于心者，欲见于外，则守职者离正而阿上，有司在法而从风，赏不当功，诛不应罪，上下离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执政为主，而有过则无以责之，有罪而不诛，则百官烦乱，智弗能解也；毁誉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则人主逾劳，人臣逾逸，是犹代庖宰剥牲而为大匠所也。与马竞走，筋绝而弗能及，上车执辔，则马服于衡下。故伯乐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无御相之劳而致千里者，乘于人资以为羽翼也。

是故君人者，无为而有守也，有力而无好也。有为则谗生，有好则谀起。昔者齐桓 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饵之，虞君好宝而晋献以壁、马钓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乐诱之，是皆以利见制于人也。故善建者不拔。夫火热而水灭之，金刚而火销之，木强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胜也。故中欲不出谓之肩，外邪不入谓之塞。中肩外闭，何事之不节！外闭中肩，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后能用之，弗为而后能为之。精神劳则越，耳目婬则竭。故有道之主，灭想去意，清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循名责实，使有司，任而弗诏，责而弗教；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宝。如此，则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

摄权势之柄，其于化民易矣。卫君役子路，权重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怯眼勇而愚制智，其所托势者胜也。故枝不得大于干，未不得强于本，则轻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属于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属于大也。是故得势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约，所制甚广。是 故十围之木，持千钧之屋；五寸之间，制开阖之门。岂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木，通六艺之论，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义从风而为之服役者不过数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则天下遍为儒、墨矣。楚庄王伤文无畏之死于宋也，奋袂而起，衣冠相连于道，遂成军宋城之下，权柄重也。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赵武灵王贝带鵕 ?而朝，赵国化之。使在匹夫布衣，虽冠獬冠、带贝带鵕?而朝，则不免为人笑也 。

夫民之好善乐正，不待禁诛而自中法度者，万无一也。下必行之令，从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内莫不被绳矣，故握剑锋，以离北宫子、司马蒯蒉不使应敌；操其觚，招其未，则庸人能以制胜。今使乌获、藉蕃从后牵牛尾，尾绝而不从者，逆也；若指之桑条以贯其鼻，则五尽童子牵而周四海者，顺也。夫七尺之挠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为资；天子发号，令行禁止，以众为势也。

夫防民之所害，开民之所得利，威行也，若发城决塘。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风而驰易以远。桓公立政，去食肉之兽、食粟之鸟、系置之网，三举而百姓说。纣杀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断朝涉者之胫而万民叛，再举而天下失矣。故义者，非能遍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从风；暴者，非尽害海内之众也，害一人而天下离叛。故桓公三举而九合诸侯，纣再举而不得为匹夫。故举错不可不审。人主租敛于民也，必先计岁收，量民积聚，知饥馑有余不足之数，然后取车舆衣食供养其欲。高台层榭，接屋连阁，非不丽也。然民有掘穴狭庐所以托身者，明主戒乐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寂粟不接于口者，则明主弗甘也。匡床蒻席，非不宁也，然民有处边城、犯危难、泽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惨怛于民也，国有饥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岁登民丰，乃 始县钟鼓，陈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乐之，国无哀人。

故古之为金石管弦者，所以宣乐也；兵革斧钺者，所以饰怒也；觞酌俎豆，酬酢之礼，所以效善也，衰绖菅屦，辟踊哭泣，所以谕哀也。此皆有充于内而成像于外。及至乱主，取民则不裁其力，求于下则不量其积，男女不得事耕织之业以供上之求，力勤财匮，君臣相疾也。故民至于焦唇沸肝，有今无储，而乃始撞大钟，击鸣鼓，吹竿笙，弹琴瑟，是犹贯甲胃而入宗庙，被罗纨而从军旅，失乐之所由生矣。

夫民之为生也，一人踱耒而耕，不过十亩；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时有涔旱灾害之患，无以给上乏征赋车马兵革之费。由此观之，则人之生，悯矣！夫天地之大，计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积，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储，虽涔旱灾害之殃，民莫困穷流亡也。故国无九年之畜，谓之不足；无六年之积，谓之悯急；无三年之畜，谓之穷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节，自养有度，则得承受于天地，而不离饥寒之患矣，若贪主暴君，挠于其下，侵渔其民，以适无穷之欲，则百姓无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蕾植；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丘陵坂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前，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故先王之法，攸不掩群，不取麛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罝罕不得布于野；獭未祭鱼，网署不得人于水；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谿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于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鷇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有所以致之也。 故先王之政，四海之云至而修封疆，虾螟鸣燕降而达路除道，陰降百泉则修桥梁，昏张中则务种谷，大火中则种黍寂，虚中则种宿麦，昴中则收敛畜积、伐薪木，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应时修备，富国利民，实旷来远者，其道备矣。非能目见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于心，则官自备矣。心之于九窍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动静听视皆以为主者，不忘于欲利之也。故尧为善而众善至矣，桀为非而众非来矣。善积则功成，非积则祸极。

凡人之论，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员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鲜。所以心欲小者，虑患未生，备祸未发，戒过慎微，不敢纵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万国，一齐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辐凑而为之毂。智欲员者，环复转运，终始无端，旁流四达，渊泉而不竭，万物并兴，莫不响应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挠，素白而不污，穷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备具，动静中仪，举动废置，曲得其宜，无所击戾，无不毕宜也。事欲鲜者，执柄持术，得要以应众，执约以治广，处静持中，运于璇枢，以一合万，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于微也；志大者，无不怀也；智慧者，无不知也；行方者，有不为也；能多者，无不治也；事鲜者，约所持也。

古者天子听朝。公卿正谏，博士诵诗，瞽箴师诵，庶人传语，史书其过，宰彻其膳，犹以为未足也，故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过若毫厘，而既已备之也。夫圣人之于善也，无小而不举；其于过也，无微而不改。尧、舜、禹、汤、文、武，皆当然天下而南面焉。当此之时，鼛鼓而食，奏《雍》而彻，已饭而祭灶，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祸，可谓至贵矣。然而战战傈傈，日慎一日。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心小矣。《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其斯之谓钦！武王伐纣，发巨桥之粟，散鹿台之钱，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间，朝成汤这庙，解箕子之囚，使各处其宅，田其田，无故无新，惟贤是亲，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观之，则圣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观得失，遍览是非，尧舜所以昌、染纣所以亡者，皆著于明堂，于是略智博问，以应无方。由此观之，则圣人之智远矣。成康继文武之业，守明堂之制，观存亡之迹，见成败之变，非道不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善而后从事焉。由此观之，则圣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过于妄宏，勇服于孟贲，足蹑效冤，力招城关，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闻，伎巧不知，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组丑，以成王道，论亦博矣，然而围于匡，颜色不变，弦歌不辍，临死亡之地，犯患难之危，据义行理而志不慑，分亦明矣。然为鲁司寇，听狱必为断；作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专己。夫圣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约，故举而必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动而必穷矣。吴起、张仪，智不若孔、墨，而争万乘之君，此其所以车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难而必败。凡将设行立趣于天下，舍其易成者而从事难而必败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

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仁者爱其类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虽在断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见也；智者虽烦难之事，其不安之效可见也。内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诸人，由近知远，由己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诛而大有宁也，唯恻隐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独断也。故仁智错，有时合，合者为正，错者为权，其义一也。

府吏守法，君子制义，法而无义，亦府吏也。不足以为政。耕之为事也劳，织之为事也扰。扰劳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无衣食，衣食之道必始于耕织，万民之所公见也。物之若耕织者，始初甚劳，终必利也众。愚人之所见者寡；事可权者多，愚之所权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备者，智者尽备之，可权者尽权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后合，愚者始于乐而终于哀。

今日何为而荣乎？旦日何为而义乎？此易言也。今日何为而义？旦日何为而义荣？此难知也。问题师曰：“白素何知？”曰 “缟然。”曰“黑何若？”曰“缟然。”援白黑而示之，则不处焉。人之视白黑 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师有以言白黑，无以知白黑，故言白黑与人同，其别白黑与人异。入孝于亲，出忠于君，无愚智贤不肖皆知其为义也。使陈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鲜矣。凡人思虑，莫不先以为可而后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异。

凡人之性，莫贵于仁，莫急于智。仁以为质，智以行之，两者为本，而加之以勇力辩慧、捷疾劬录、巧敏迟利：聪明审察，尽众益也。身材未修，伎艺曲备，而无仁智以为表干，而加之以众美，则益其损。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则狂而操利剑；不智而辩慧怀给，则弃骥而不式。虽有材能，其施之不当，其处之不宜，适足以辅伪饰非，伎艺之众，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势，有愚质者，不可与利器。

鱼得水而游焉则乐，塘决水涸，则为蝼蚁所食。有掌修其堤防，补其缺漏，则鱼得而利之。国有以存，人有以生。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人之所以生而善良，行善是也。国无义，虽大必亡；人无善志，虽勇必伤。治国土使不得与焉；孝于父母，弟于兄嫂，信于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为也。释己之所不得为，而责于其所不得制，悖矣！士处卑隐，欲上达，必先反诸己。上达有道：名誉不起而不能上达矣。取誉有道：不信于友，不能得誉。信于友有道：事亲不说悦，不信于友。悦亲有道：修身不诚，不能事亲矣。诚身有道，心不专一，不能专诚。道在易而求之难，验在近而求之远，故弗得也。

【译文】

统治人民的方法，应用处静以修养身心，以勤俭节约为下属作出表率。君主如果处静以修身则民众就不受騷扰，君主如果勤俭节约则民众就不抱怨。因为民众騷扰不安，政局就混乱；民众怨声载道则说明君主恩德薄浅。接下来就是，政局混乱则贤能人士就不会替君主出谋献策，君主恩德浅薄则勇武之士就不会替君主卖命拼死。所以，君主若是喜好收养观赏猛兽凶禽、收藏怪异奇特之物、性情暴躁、好乐昏乱、不惜民力、驰马打猎、出入不按时节，这样朝政百官必定随之混乱不堪，事务辛苦，财钱贫乏，万民愁苦而生产荒废。君主如果喜好高楼深池、雕琢刻镂及华丽的纹彩、各种精美织物和珍宝珠玉，就必定要想方设法搜刮以致赋敛无度，这时民众就会被弄得财穷力尽、疲惫不堪。尧帝拥有天下，不是为着贪求万民百姓的财富，利用君位来享受安乐的，而是为百姓改变连年征伐战争、以强凌弱、以多欺少的混乱局面的，因此尧帝亲自带头实行节俭、向民众昭示仁爱之心、让人们和睦相处。所以他的住房是茅草盖顶、不加修剪，柞木为梁、不加砍削；乘坐的车子不加绘画，蒲草席垫不镶花边；祭祀用的食物不调五味，吃得主食不舂捣细；巡视狩猎只为推行教化，辛劳地奔波于三山五岳。这些难道是他所应得的奉养还不足以使他享乐而为此辛劳奔波？不是的，是因为尧帝一心为的是国泰民安、天下社稷，他在这当中并未获得任何利益好处。而到他年老衰弱、精力不济的时候，便将整个天下传给舜，这犹如倒退脱鞋一样简单容易。而到衰败时代，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有些君主哪怕是只有一天拥有天下、处在君主位子上，也要竭尽全力来消耗百姓的财力和精力，以供养满足他的声色享乐，一心用在宫殿楼阁、池塘苑林、奇兽怪物、珍宝奇物这些事上。这样导致贫苦百姓连酒糟、谷糠都吃不到，而皇宫里畜养的虎狼熊罴却吃厌了猪羊牛肉。贫苦百姓连粗布短衣都没一件完整的，而宫室里的人却穿的是锦缎。君主忙乎的都是些于社会民事无用的事情，从而使黎民百姓疲于奔命于天下，弄得憔悴不堪、精疲力尽，整个天下人都无法安生。

君主所处的地位，就像天空中发射光明的日月，天底下的人都侧目仰视、侧目恭听、伸长脖子抬起脚跟来眺望。所以，君主只有淡泊才能显示美德，只有宁静才能维持久远，只有宽大才能容纳一切，只有仁慈才能怀拥民众，只有公正才能明断是非。因此贤明的君主任用人才，就像高明的工匠裁取木料一样：大的用来做舟船柱梁，小的拿来做船桨楔子，长的用来做屋檐椽条，短的拿来做短柱斗拱；无论大小长短，都将它们派上用场，规矩方圆都恰到好处。天下毒物，没有比乌头更毒的了，然而良医就是将它装在袋里收藏起来，因为有用得着它的时候和地方。所以，莽莽森林中的野草树木，尚且没有可抛弃的，更何况是人呢！今天那些朝廷不荐举、乡里不赞誉的人，并不是他们无才缺德，而是这些人用非所能。鹿上山时，快得连獐子都赶不上，但等到鹿下山时，牧童都可以追上它。这说明一种能耐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所以有雄才大略者不可用雕虫小技来苛求他，而只能耍小聪明者不可委以大任。人有各种各样的才干，物有各种各样的形状，有人任一份工就嫌太重太累，但有人任多份工都不嫌吃力。所以能计较弄清毫厘小数的人，一定弄不清天下这大数；盘算精明到小数目都不会出差错的人，碰到大数目就会糊涂困惑。这些就像不能让狸猫去与牛搏斗、让虎去捕鼠一样。今天有些人的才能，可以平定九州、兼并域外、挽救危难中的国家、恢复濒临灭绝的世族，这些人的志向在于宏扬正气纠正邪恶、决断处理烦难杂乱的问题，而现在却要他们去管理一些宫内家庭事务；有些人只具备一些小本事，却相当机巧奸诈、善于奉承献媚、讨好主子、追随浅陋习俗、低三下四地哗众取宠，却被交付委任以天下大权，参与治理国家的机要大事：这种大才小用、无才重用的做法，就像是用斧头去剪毛发、用剃刀去砍树木一样，都失 去了它们所适宜的东西。

君主应凭借天下人的眼光观看事物、借助天下人的耳力聆听声音、凭借天下人的智慧考虑问题、依仗天下人的力量争取胜利。因此，君主发布的号令能够向下贯彻，群臣的情况能够上达；百官同心协力，群臣紧密聚集；君主不凭一时喜怒而实施赏赐和诛罚；所以君主树立起来的权威不易废弃，聪明广远不易蒙蔽；法令明察而不苛刻，耳目通达而不闭塞；善恶是非每天出现在眼前而不会弄错。因此，贤能的人能充分地发挥他们的智慧，能力差的也竭尽全力；君主的恩德施予普遍而不偏私，群臣勤奋工作而不懈怠；附近居民安居乐业，边远民众归顺德政。能够有这样的结果其原因何在？是在于君主采用了正确的用人选人方法，而不是只靠君主一个人的才能。所以借助车马的人，脚腿不辛苦而能到达千里之外，乘坐舟船的人，不会游泳而能横渡江河大海。

君主在主观思想上，没有一个不想集天下人智慧、用众人力量去处事办事的，然而那些对君主表达效忠之心的人，却很少不使君主产生困惑的。因此，君主对那些言论正确的，即使是役民樵夫，也不能弃之不用、拒之千里；对那些言论错误的，即使是常给朝廷出谋的卿相，也不一定非用不可。是非曲直，不是以地位贵贱尊卑来确定的。所以英明的君主听取群臣意见时，如果他的计策管用，就没有必要因他的地位低微而羞于采纳；如果他的意见可行，就没有必要嫌他嘴笨而不去采纳。但是，昏庸的君王却不是这样。他喜欢那些熟悉的习性相近的人，即使是行为不正派，也装作不看见；而那些他所疏远、被看不起的人，即使是为他竭力效忠努力工作，也只当不知道。或者将那些进善言的人抢白得哑口无言，或者对直言进谏的人套以罪名无辜诛杀。像这样的昏主还想光照四海、抚慰万方，这就像堵塞耳朵听音乐、蒙着双眼看颜色，实际上他离耳聪目明还远着呢！

法是天下社会的度量标准，也是君主手中的准绳。社会制定颁行刑法，是为了依法惩处犯法者；设置实行奖赏制度，是为了奖赏有功之士。这种刑法和制度一经制定，符合奖赏制度的就要嘉奖、触犯法律的就要受罚。尊贵者触犯法律也不得减轻处罚，卑贱者犯了法也不会加重处罚。犯法者尽管贤能也一定严惩，守法者虽然无能也不可无端治罪。所以秉公执法风气盛行，徇私枉法之路就被堵塞。古代设置理官，是用来制约民众，不让他们恣意放纵。设立君主，是用来制约官员，不让他们专行妄为。而宗法礼义的制定，又是用来限制君主的，不让他独断专横。这样，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人可以不受限制而放纵专行，那么“道”就占了主导地位、取得胜利，“道”取得胜利，这事理就通畅，于是便可返回到无为而治的境地。这里说的“无为”，不是说什么都凝滞不动，而是说不要任何事情都由君主一个人说了算而不考虑事物本身的规律和特点。“寸”的度量是根据禾穗的芒长来制定的，而穗的芒又产生于有形的植物，植物生长又离不开陽光，这就是“度”的本原。同样，音乐产生于五音，五音产生于十二律，十二律产生于风，这就是声音的根本原理。法的情况也一样，它产生于公众的道义，这道义产生于公众生活的需要，并符合最广大民众的心愿，这就是法治社会的要害。所以，与这些“根本”、“本原”、“要害”相通，就不会被末节搞乱，掌握了这些“根本”、“本原”、“要害”，就不会被繁琐搞糊涂。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而是产生于人间社会又转过来制约人们使之正派。所以，自己身上有这样的缺点过错，就不要非难他人身上有的同样缺点过错；自己身上没有的优点美德，也就不要要求别人有这种优点美德。由此推出，要求下层民众遵循法律，那么上层君主百官也应遵循法规；禁止百姓民众不能做的事，那么君主自身也不能做。这才叫法制社会。所谓“亡国”，不是说这个国家没有君主，而是说这个国家没有“法”；现在说变更法制，并不是没有法，而是有法不用，有法不用等于没有法。因此，君主立法，首先自己要作出知法守法的榜样，这样法令就能施行于天下。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还是一句话，君主如能用法严格地约束自身，那么法令政令就能够在百姓中施行无阻。

圣明君主治理天下，就好像造父驾御马车：善于控制缰绳、调节辔头来使马儿步伐整齐和谐，通过他平和的吆喝来调节车辆的快慢；驾御马车的法术熟谙于胸中，而竹鞭又紧紧地握在手里；那缰绳的松紧，吆喝声的高低，竹鞭的使用等无不传达他的意旨，而马儿也能领会他的意思。所以马车的进退、转弯都能符合规矩，取道上路多远都能到达，可人马不会感到精疲力竭，这都应当归功于神奇的驾御术。所以说，王位和权力是君主的车辆；而大臣则是君主的驾车马匹。身体还没在车上坐稳，马儿又不听使唤，就开始启动而不出车毁人亡的危险，从古到今好像还没有过。所以车、马不协调，即使是王良也不敢驱车上路；同样君、臣不和谐，即使是唐虞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掌握驾御法术，使管仲、晏婴的才智得以最大限度地施展出来；明确君臣名分，使盗跖、庄 蹻这样的大盗也难以作乱耍奸。

趴在井栏朝着井水照脸，眼睛视力再好也不易看清自己的眼珠子；而用明镜来照脸，脸上的毛孔和斑点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英明的君主耳目不劳累，精神不耗竭，物体来到时能看清它们的形象、事情发生了能应对它们的变化，不论远近都能治理得井井有条。因此不靠偶然的机会而遵循必然规律，所以无论做什么事，都不会有失误。

那优秀的驾御手，使马儿的体形动作和车子协调一致，御手的心思想法又和马儿沟通一致，那么就是经过险阻，到达远方，进退转弯，没有不称心的。反过来说，即使有骐骥、 騄駬这样的良马，但让臧获这样的愚者去驾御，那良马反而变得暴躁放纵起来，没法控制它了。所以治理政务的官吏，不贵在其自身行为的正确与否，而贵在不能做坏事。所以说：“不要助长人的贪欲，但也不要压抑人的正常要求；不要鼓励人争名争利，但也不要人放弃合理的竞争。”这样恰到好处，人欲能合理释放，真正的公正合理之道才得以实行。才德皆佳的人按法度正确使用，才德欠佳的人也应放适当的位置使用，这样，天下就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如果不是根据人的才能是否称职，而是根据他人的非议或赞誉来评品人之优劣，抛弃勤于公职努力工作的人而任用结党营私之徒，那么奇异之才就会躁进跻身处在与他才能不相称的位置，忠于职守的官员反被堵塞而不得提拔晋升。这样一来，全国的民间风气就被搞乱，有功之臣也因不得提拔晋升而争于朝廷。所以法律准则是君主用来控制下面群臣百官民众百姓的，如果放弃不用，就好像不用缰绳嚼子、骑光背马疾驰一样，百官百姓反过来会戏弄君主。所以说君主有法术就可制御群臣百姓，不用法术或无法术就要被群臣百姓控制。吞舟的大鱼，离开水面跳到陆上，就会被蝼蛄、蚂蚁欺侮，这是因为它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水域；猿猴离开树林，就会被狐狸擒获，这是因为它处在它不该处的地方。 统御臣民的君主如果放弃君主本应持守之道，去干涉下属官员分内的事，这样使下属官员反而感到不好办，以无为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职能范围内的事；而那些忠于职责的官员也只能顺从君主的意愿、看着君主的脸色行动以讨君主欢心；他们也只得收藏起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智慧不用，反将自己分内的事，乃至责任全都推到君主身上。

在这种君主事必亲躬、包揽一切的情况下，那些尊贵的卿相对于勤劳政事，通达事理的官员对于考察事理，骄横放纵的官僚对于恭谨守职，势必不如君主。君主不很好地运用群臣的才能而喜欢每事必亲躬，就会每天伤透脑筋、背着所有的责任包袱无法摆脱。这样，君主原本有限的统御群臣之术就在日常事务中被削弱，办事处事就不能合理有效；君主每天陷于繁琐具体的国务之中，就不能很好地控制掌握天下大事。君主的个人智慧不足以治理天下，君主的威严不足以施行惩罚，这样就无法与群臣百官产生交往。还有，君主如果在内心世界产生喜怒情感，就会在外表神态、言语中表现出来，这样使那些忠于职守的人偏离正道而转到逢迎阿附君主，有些官吏就会出于私心破坏法律来顺从不正之风，于是奖赏与功劳不相符合，处罚与罪行不相对称，上下离心离德、君臣互相埋怨。所以执政官员阿附逢迎君主，那么当他们有过失时，君主就无法责备他们；而有罪不加以惩处，百官群臣就会议论纷纷心情烦躁而思想混乱，这时君主再有智慧也无法解决这些思想问题；当诽谤和吹捧风气一旦滋生，君主再英明也无法照亮人们。不正本清源返回自然无为，那么君主是越辛劳而下属百官是越安逸，这就像代替厨师宰杀牲口，取代木匠斫削木料。你与马赛跑，筋骨跑断也追不上马；但坐上马车手操缰绳辔头，那么马就不得不听你的使唤，以至累死马儿也是相当简单的。所以让伯乐去相马、由王良来驾御，英明君主只须稳坐马车厢里，无须亲手驾御就能到达千里之外，这就是在于能利用他人的特长才智来作为自己驰骋的羽翼。

所以统御民众的君主就该持清静无为之道而守着根本，有治国平天下的才能而无个人贪欲偏好。君主要知道，处处想插手表现自我，那么谗佞就会产生；而有个人偏好贪欲，那么阿谀就会兴起。过去齐桓公喜爱美食，易牙就蒸煮了他的长子献给齐桓公以骗取宠信；虞国国君贪好璧玉良马，晋献公就用璧玉良马来满足他的欲望以便能借道进军；西戎国王爱好音乐，秦穆公就用歌女诱惑使之丢失土地。这些均因国君好利贪欲而被人算计。所以只有从内心世界建立起某种信念，只要自我不变质，外界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将此拔去的。反观物质世界：那火虽然热得灼人，但水能泼灭它；金属虽然坚硬无比，但火能消灭它；树木虽然结实，但利斧能砍伐它；水虽然漫溢渗透，但土能堵遏它；只有自然造化的东西才没什么能制服它。所以心中的欲念不外逸，就叫做把住了门户，外界的邪气不能入侵攻心，就叫做守住了关卡。心欲不外逸、邪气不入侵，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节制？什么事情不能成功？那才是不用然后能用，无为然后有力。人的精神劳累就会离散，耳目婬荡精气就会衰竭。所以得道体道的君主是熄灭欲火、抛弃杂意，以清静无为来对付所有一切；他不替任何人说三道四，他不将他人的事务揽于手中；他只是按照各种名分来落实实际事务，使各种官吏完成各自分内的事情。任用他们而不瞎指挥，提出责职权益而不多下指令；以无法规定、无可奈何的“道”作为法宝，这样百官群臣就能各守自己的岗位而尽心尽力了。

君主如果能掌握利用好权势，那么对于教化民众这点来说，就非常容易了。过去，无能的卫国君之所以能役使勇武的子路，就在于他掌握了权力的缘故；而平庸的齐景公和齐桓公能让精明能干的管仲、晏婴做他们的臣子，也是因为景、桓两公身处君位的缘故。这怯懦的制服勇武的、愚庸的制服聪明的，是因为怯懦、愚庸的身处地位要超过勇武聪明的。所以树枝不能大于树干、树梢不能强于树根，这样大的重的就能够制约小的轻的；就像五指属于臂控制，手指的搏拉抓取十分敏捷灵巧，没有不随心所欲的，这就是说小的属于大的控制。正因为这样，谁获得重要位置、有利形势就显得很重要，这样他尽管掌握持有的很小，但所能胜任的却很大；他尽管掌握手持的很小，但所能掌握的却很广。因此，十围粗的木柱，却能支撑千钧重的房屋的重量；五寸长的插销，却能控制大门的开关。这难道是木柱和插销的粗细长短足以胜任房屋重量和大门开关？不是的，而是因为它们处的位置太重要关键了。孔丘和墨翟研究先圣的学问、通晓六艺的理论，但是后来继承传播他们的言论思想、亲身实践他们的志向、仰慕追随他们的义理和风格，并为他们奔走效劳的门徒只不过数十人。假使孔丘和墨翟处在天子的位置，那么天下儒、墨的门徒就不是数十个人了，可能天下到处都是儒、墨的门徒了。楚庄王为文无畏在宋国被害而感到悲伤，并为之挥袖而起，领兵攻打宋国，一路上跟随前往的追随者接连不断，浩浩荡荡攻到宋国都城、并取得胜利，这一切因为楚庄王掌握权势而导致的。楚文王喜好戴獬豸冠，使楚国人都仿效他；赵武灵王佩着贝带、戴着砫砮冠上朝，整个赵国人都被他同化。假如楚文王、赵武灵王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处平民百姓的地位上，即使也戴着獬豸冠、佩着贝带、戴着砫 砮冠而上朝，就不免被人耻笑了。

在整个社会中，能够自觉爱好善良，乐意正派，不靠禁令惩罚而就能遵守法规的老百姓，大概是一万人当中也没有一个。因为这样，所以君主发布法令就应坚决、实行就应坚定，服从者就让他得到好处，违逆者就叫他遭殃，这样，转眼功夫，天下就没有不遵守法规的了。所以如果手握剑锋，将剑倒着迎战敌人，即使是像北宫子和司马蒯蒉这样的勇士恐怕也难以去与敌人交战；而手握剑柄、以剑锋对准敌人，即使是武功平庸的人也能战胜敌人。这也可以这样讲，如果让乌获、藉蕃这样的大力士去牵拉牛尾巴，你就是将牛尾巴拉断，这牛还是不听你的话，原因是在于你违逆了牛的本性；如果你用手指粗细的枝条贯穿牛的牛鼻，这样即使是弱小的五尺牧童也能牵着牛周游天下，使牛服服帖帖，原因是顺应了本性。七尺船桨能够控制船只的左右方向，是由于凭借水的作用力；天子君主发号施令能够令行禁止，是依靠民众的势力。

能够堵塞防止危害民众的事，开发推行有益于民众的事，这样君主的威信，就像挖开池堤池水畅通灌溉田地一样深入人心。所以说顺流而下是很容易到达目的地，背对着风奔跑是容易跑得远的。齐桓公登基执政，下令不许畜养食肉的猛兽和吃粮食的鸟儿，撤除捕捉动物的网罗，仅这三项措施实施就使百姓心悦诚服；而殷纣王残杀王子比干就使骨肉间产生怨恨，斩断早晨趟水过河人的胫骨就引起万民叛乱，仅这二项罪行就使他丢掉了天下。所以君主的义举，用不着使天下所有人同时都获得利益，而其中只要有一人得利获益，就能使天下人从中受感化；纣王的暴行，并没有使天下所有人同时受害，但只要残害了一人，天下人就会离心背叛。所以齐桓公靠办三项事件便九次会合诸侯；殷纣王只做二件蠢事就遭灭亡，此时想做名普通老百姓都不可能了。所以君主的一举一动都不可不慎重。君主要向人民征收赋税，一定要事先盘算一下年成好坏，估计一下人民手中的积蓄，弄清百姓是饥还是饱、有余还是不足，做到心中有数，然后才酌情征收供君王车马衣食所需的赋税。高耸的楼台、层叠连片的榭屋和宫室，十分壮观漂亮，但是老百姓还挤在土房窄屋里栖身，那么英明的君主就不会以住入这些华丽的宫室楼台里为快乐；肥砵醇厚、甘甜酥脆的酒食，也十分味美可口，但是老百姓还过着糟糠粗粮都吃不上的日子，那么英明的君主就不会以享用这些美味佳肴为甜美；安适的床榻、细软的席垫，也十分舒适，但是老百姓还过着戍守边境、遭受危难、战死野外、尸骨暴露的日子，那么英明的君主就不会以寝卧舒适为安适。所以古时候的君主，他对百姓的痛苦而担忧、悲伤，只要国家里有挨饿的人，他就不会对食物挑东拣西；只要国家中还有挨冻的人，他就不会身穿裘皮；只有当年成丰收百姓富足时，君主才悬挂钟鼓、陈设干戚，君臣上下与民同乐，国家因此无一人悲哀。

所以，古代制造铜钟、石磬、箫琴，是用来表达快乐之情的；制造兵器、铠甲、斧钺，是用来表示愤怒的；制定祭祀、应酬礼节，是用来传递互相友善、喜悦的；而穿丧服系麻绳着草鞋、捶胸顿足号啕痛哭，是为了表述哀悼之情的。这些喜怒哀乐之情，都是发自内心世界，又以一定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到了乱世昏主，搜刮民脂民膏时不顾百姓的承受力、聚敛财富时不看百姓的家底积蓄，民众从事的男耕女织根本无法供给上面君王的奢求，这样导致民力疲乏，财源枯竭，君臣互相怨恨。因此人民是被弄得唇焦舌燥、心急火燎，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在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下却去撞击大钟、擂击响鼓、吹奏竽笙、弹拨琴瑟，就好像是披戴盔甲进入宗庙祭祀神灵、穿着细软华丽的锦衣出征打仗一样，完全失去了原本制定音乐的目的了。

百姓维持生计主要靠农业生产，一个男性劳动力所耕种的土地不过十亩，中等土质的地一年每亩收获不过四石。妻子儿女老老少少都靠这些收获过日子，有时还要碰到水旱虫灾，就无法缴纳赋税供给政府朝廷的车马军队的费用。由此看来，人民百姓的生活也够令人忧愁的。全国可耕种面积，按三年耕种积余一年粮食来计算，九年只有三年积蓄，十八年则有六年的储备，二十七年就有九年的储备积累。这样如遇水旱虫灾，人民百姓就不至于陷入困境流亡逃荒。所以，一个国家如无九年的储备积累，就叫不足；一个国家如无六年的积蓄储备，就叫悯急；一个国家如无三年的积蓄，就叫穷乏。正因为这样，有的英明君主，取用民财知道节制，自己消费知道限制，这样就能承受天地的施予和奉养，而不至于会遭受饥寒的灾难。反过来，如果是贪婪残暴的君王，那么他可能是不停地騷扰百姓，侵夺吞没百姓的财物以满足他的无穷贪欲，这时，百姓们就无法承受天恩地德所赐的福利。

食是人民的根本；而人民又是国家的根本；国家则是君主的根本。知道这道理，治理国家的君主就应上循天时、下尽地财、中用民力，这样万物就能顺利生长，五谷就能繁茂生长。君主还应指导人民养育六畜，按季节种植各种树木植物，致力于农业耕种，发展桑麻业，按各种不同肥沃贫瘠的高原山地来种植相宜的农作物。而对那些丘陵险地及不能种植五谷的地域，则种以竹木，春季可以砍伐枯林，夏季可以摘收瓜果，秋季可以积蓄蔬菜杂粮，冬季可以砍伐薪柴以供民用。因此，活着不会缺少用品，死后不至于抛尸荒野。所以，先王治国的方法是：畋猎时不得杀绝成群的野兽，不捕捉幼小的麋鹿，不放干池湖之水而捕鱼，不焚烧森林打猎。不到能捕杀弱兽的时间，不让在野外设置捕捉的罗网；没到水獭捕捉鱼群的时间，不得在水中撒网；不到老鹰隼鸟捕杀兔等食物的时间，不得在山谷安装罗网；草木还没凋落之前，不许进山林砍伐；昆虫还没开始蛰伏之前，不准放火烧荒。不准捕杀怀胎的母兽，不准掏取孵化着的鸟蛋，不许捕捞长不足一尺的鱼，不得宰杀不满一年的幼猪。正因为这些规定，保护了生态环境，所以草木生长如气一样蒸蒸升腾，禽兽归山如泉水一样奔流，飞鸟入林如烟云聚集，所有这些均归功于君主保护生物的措施得当。所以先王执政理事，雨季将到之时就要农民修整田疆；虾蟆鸣叫燕子归来之时就组织劳力修整道路；陰气降临百川之时就发动民众修建桥梁；黄昏张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抓紧种植谷物；大火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抓紧播种黍豆；虚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抓紧种好越冬麦子；昂星宿位于正南方中天的时候，就要做好收敛储藏、砍伐薪柴以便过冬。这些政令，上告苍天，祈求保佑，下达万民，令其实施。先王之所以能顺应天时，处事周全，富国利民，使国库民囤财物充盈，让远方异族归顺，是因为他的道性完备的缘故。这道性不能显现目见，但能付之履行；想使百姓得利获益不忘于心，这样这道性的器官功能就自然具备了。人心对于人体的九窍四肢来说，尽管它（人心）不能代替九窍四肢这样具体器官的功能，但手脚的一举一动和耳目的视听都以心为主宰，并不忘心给予它们的主宰作用和好处。所以尧帝心地善良，众人的心地也随之善良起来；夏桀心狠手辣胡作非为，众人也就随之为非胡乱起来。善行积累则功业告成，恶贯满盈则祸害来临。

圣明之人所具备的条件，是这样的：考虑问题要细致，处事要谨慎，同时胸襟要开阔，志向要远大；智谋要圆通灵活而品行要端正；才能要广泛多样而处事要简约。所谓心要细，是说要在祸害尚未发生或形成之前就要有所预见而加以防备，警惕和谨慎地对待可能会出现的过失及萌芽状态中的危险，不敢放松自己的思想。所谓胸襟开阔，志向远大，是说能兼容所有的诸侯国，统一四方边远的异邦，庇护恩及天下百姓，让他们亲密聚合如同一个宗族的人；无论是和你一致的还是和你不一致的人，都要能将他们团结在你的身边，就像车辐聚合在车毂周围一样。所谓智谋圆通灵活，是说智慧如圆环那样反复运转、始终无端；像江河那样到处奔流，四面畅达；又像深渊泉水那样永不枯竭；这样万物因此兴盛，没有不响应随从的。所谓品行端正，是说站得直、不弯腰屈服，朴素洁白而不受污染；穷困时不改变操守，通达时不放纵自满。所谓才能广泛多样，是说文武具备，动静符合法度，举止恰如其分，没有阻碍和抵触，没有不完全适宜的。所谓处事简约，是说掌握权柄、运用权术，以简约驾驭繁琐、以少制多，处静执中，如同璇枢掌握斗柄运转一样，以一合众，就像符节相合。所以心细谨慎者就应将错误禁绝于微细萌芽中，胸襟开阔、志向远大者就应无所不容，智谋圆通者就应无所不知，品行端正者必有所不为，才能广泛者必无事不能，处事简约者必持简要原则。

古代天子上朝听政，有公卿正面进谏，博士朗诵读歌，乐师规劝告诫，平民百姓的街市议论由有关官吏报告君主，史官记载天子的过失，宰臣减少天子膳食以示思过，尽管这样，天子对这些监督仍嫌不足。所以尧设置供进谏者敲击的鼓，舜树立了供人们书写意见的木柱，汤设立了监察官员，武王备用了警戒自己谨慎的摇鼓，哪怕出现细微的过失，他们都已做好了防备的措施。这些圣人明主，对于善事，无论有多小也必定去做；对于过失，不管有多小也一定去改。所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能心胸坦荡而称王拥有天下。在那个时候，君主饭前要先击鼛鼓，饭毕演奏完《雍》乐后再撤席，用过饭后还要祭灶神；他们办事处事时不用巫祝通鬼神，而鬼神却不敢作祟，山川之神也不敢为祸作乱，这可以称得上最可贵的德政了。但是他们仍然战战兢兢，一天比一天谨慎小心。由此看来，圣人君主是多么地小心啊。《诗经》说：“就是这位周文王，言行谨慎小心，心胸光明地事奉上帝，给国家百姓带来很多福利。”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吧？武王讨伐纣王，打开巨桥粮仓将粮食分发给百姓、将鹿台府库里的钱财分发给民众；同时修整忠臣比干的坟墓，在商容的故里表彰商容的贤德，朝拜商汤的宗庙以示敬仰，并解除对箕子的囚禁；让人们都返回家园，耕种自己的田地；没有故旧、新人之分，只要贤能就亲近他们，任命使用的并不都是他自己原有的亲信旧臣，但安然地如同本来就拥有他们一样，使他们能像原有的亲信旧臣一样各安其位。由此看来，圣人君主的胸怀是多么地博大啊、志向是多么地远大啊。文王全面考察先王施政的得和失，广泛地研究以往治国的是和非，尧舜之所以昌盛、桀纣之所以灭亡的教训，都记录在册存放明堂以供借鉴。然后广泛求教、集思广益，以便能处理应对所碰到的天下大事。由此看来，圣人君主的智谋是多么地圆通啊。周成王、周康王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恪守祖宗留下的制度成法，研究观察前人存亡的事迹，看清了成败演变的规律，不合乎道的话不说，不符合义的事不做，一言一行都不随随便便，有所选择后才去做。由此看来，圣人君主的品行是多么地端正啊。孔子算得上通才，他的智慧超过苌弘，勇力压倒孟贲，腿脚灵敏能追上野兔，力气能举起城门闩门的横木，他的才能够多的了。然而孔子的勇力并不为常人所知，孔子的技艺也并不为人们所了解，他专门推行政教之道，终被人们尊称为“素王”，可见他的处事原则是强调简约的。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被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二个，被臣下杀掉的国君有三十六，孔子收集善事、隐去丑事，编写《春秋》以弘扬王道，其中阐述的理论也够广博的。然而孔子在宋国被人围困，却面不改色、弦歌不停，身临死亡境地、遭受患难危险，仍根据义理行事而心无恐惧，这说明孔子对命运的理解也相当透彻的。到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处理案件诉讼总能谨慎决断。著述《春秋》，又不言及鬼神、也不敢专任己意主观臆断。圣人的智慧已经够多的了，再加上他处事简约，所以使他的事业兴旺发达；而那些愚蠢的人，智慧本来就少，却又喜欢卷入过多的繁琐事务，处事又不简约，所以一举一动均行不通办不成。正因为这样，所以智慧不如孔子墨子的吴起和张仪，却想使大国君主互相争斗，结果导致自己被车裂肢解。所以，凭着正道实施教化，则容易且一定能成功；以邪道欺蒙世人，则困难且必定要失败。大凡想在天下实施自己志向、却又舍弃容易且一定能成功的简约方法、而选择采用繁琐困难且必要失败的方法的，都是由愚昧惑迷所造成的。这上述讲的六种相成相反的处事原则，不可不察呀。

全面了解万物而不知道社会人情世故，就不能叫做“智”；普遍地爱护各种生物而不爱护人类本身，就不能叫做“仁”。所谓“仁”，就是要爱护人的同类；所谓“智”，就是不可糊涂。仁慈的人，虽然有时不得不割爱，但他那不忍心的神色还是会流露出来。聪慧的人，虽然有时碰到烦难之事，但他那聪慧的心志还是会呈现出来。心地宽厚的人能经常反躬自省，自己所不愿意的，就不会强加给别人；由近而知远，由己而知人。这就是仁智结合运用的结果。对小的毛病加以管教，是为了使他大了有出息，对小的错误加以责罚，是为了使他大了能安宁，只是出于爱护同情之心才推行这种做法的，也就是智者的决断做法。而一味讲仁的人是难以做到这点的。所以仁和智有时是错开有矛盾的，有时又结合相一致的。仁和智结合，就是正道做法，有时仁和智错开不相合，就是权变做法。这两者的含义则是一样的，都是出于知人爱人。

一般官吏遵守法度，而一般君子则受到制约。如果光遵守法度而不讲道义，就像一般的官吏那样，是没有资格主持国家大政的。耕作农田之事是相当辛苦的，纺纱织布之事也是相当麻烦的，但老百姓就是在这辛苦麻烦中也不放弃耕织，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靠耕织才能过日子。吃饭穿衣是人之常情，而要获得衣食的途径只能从事耕织，这道理平民百姓看得清清楚楚。他们还知道，这种耕田织布像其他事物一样，开始时是辛苦麻烦，但最终是会获利的，然而在众多蠢人中间能明白这一点的人是很少的。事情可以变通灵活处置的方法很多，然而蠢人能变通灵活处置事情的很少。这也就是愚蠢人之所以多灾多难的原因。事物所具备的悟性，聪明人也都具备；事物可以变通，聪明人也都能灵活变通。这也就是聪明人之所以顺顺利利的原因。所以聪明人往往是先处逆境而后顺遂如意，愚蠢人常常是开始得意高兴而后悲哀痛苦。

所以你告诉他今天干什么便能成功享受荣华富贵、明天再考虑怎样做合符道义的事，他很能听得进；但你告诫他应该先做些合符道义的事，以后再考虑享受荣华富贵，他就很难听得进你的话。这就是愚蠢人之所以愚蠢的地方。当问盲乐师：“洁白的颜色是怎样的？”他会说：“就像洁白的丝绸那样。”又问：“黑色是怎样的？”他会说：“就像熟透的桑葚一样。”但你真的拿出白与黑两种颜色的东西叫他分辨，他就无法分辨了。这是因为分辨白与黑靠眼睛，而说出白与黑则靠口，盲乐师可以用口来描述白与黑色，但无法用眼来辨别白与黑，所以当他用口描述白与黑时，其能力与常人一样；但当他要用眼睛来辨别白与黑时，其能力就与常人不一样。在家孝顺父母，外出做官忠于君王，这道理无论是聪明人愚蠢人、贤德者不肖者都知道是合符道义的，但要他们讲清楚怎样尽孝尽忠、为何要尽孝尽忠，那就很少有人能做到这点。大凡人们考虑问题，总是首先认为可行的，然后才去实施，但最后的结果是，有人收到预期的效果，有人却没有收到预期效果，这是由于聪明和愚蠢所造成的。

就人的本性来说，没有比仁更珍贵的、没有比智更重要的。将“仁”作为主体，用“智”去实施它；这样以“智”、“仁”作为基础根本，再加上勇力和辩才，处事迅速勤快、灵巧机敏，聪明地审察分析，这样就集中了所有长处，十分完美了。如果自身的才能没有多少，却学会了一些雕虫小技，又没有仁和智来作为主干表现在外，而拥有的上述这些“捷疾、劬录”等，只会增加它的危害性。所以不“仁”却勇武有力、果断敢为，就会像疯子握利剑一样，后果难测；没有“大智”却能言善辩、机敏乖巧，就会像骑着骏马驰骋而漫无目标。所以虽然有才能，但使用不当，所处不适宜，那就会被用来助长虚伪、粉饰错误，这样，所具有的技艺多还不如少些好。所以不仁且有野心者，是不能让他获得有利地位、处有利形势的。而那些天资愚笨者，是不能授予重要权力的。

鱼得到水才能游得快乐；如果池塘决口水干涸，脱离了水的鱼就可能被蝼蛄蚂蚁所吞食。所以要有人负责修理池塘堤防，补好缺口，这样鱼就能得水而获利。国家有赖以生存的东西，人也应有赖以生存的东西。这国家赖以生存下来的东西是“仁义”，而人赖以生存的东西则是“行善”。一个国家一旦到了不讲“仁义”，那即使大国也必亡无疑；一个人一旦没有了“善心”，就是勇武有力也必定会受到伤害。治理国家是上面君主的事，一般人难以参与；而在家孝敬父母、顺从兄嫂、取信朋友这些事却用不着君主发布命令就可去做的。撇开自己所能做、所应做的事，而要求自己去做那些自己无法控制的、自己不应做的事，这实际上是违背了事理。士人处在卑微隐逸的地位时，要想上进有所表现，必须首先从自我修身养性做起。所以进取为官是有门道的，你如果名气声誉不佳，还是不能被选中任用的。同样获取名誉也是有门道的，如果你不能取信于朋友，也是难以获得好声誉的。同样取信于朋友也是有门道的，你在家侍奉孝敬父母都不能让父母愉悦，那又怎么会使你在交朋友中取信于友？能让父母愉悦舒坦也是有条件的，你自身的修养都不真诚，又怎么能侍奉好父母双亲？同样，修身真诚也是有准则的，如果心不专一，就难以做到心性真诚。上述这些做人的道理相当浅易，并且就在你的身边，就看你是做还是不做；但有些人却要到远处去寻找这些道理，所以总是无法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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