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名弘祖，其著作《徐霞客游记》自问世以来，不但受到国内读书界的喜爱，而且也深受海外读者关注。本文拟对《徐霞客游记》的翻译和海外传播进行探究，主要包括海外对徐霞客研究概述、《徐霞客游记》现有译本及评析和《大中华文库》版《徐霞客游记》翻译策略等三个方面进行归纳、总结。

1.海外徐学研究概述

据方豪（1948:3-16）考证，早在17世纪中叶，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原名马尔蒂诺·马尔蒂尼，Matino Martin）就研读过《徐霞客游记》，并将其作为自己编写《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的重要材料之一。不但如此，很多传教士可能与《徐霞客游记》有关联，如艾儒略（Giulio Aleni）、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和裴化行（Henri Bernard Maitre S.J.）等。

英国著名科学家、科学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对徐霞客的评价说“最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毕生考察当时实际上依然不了解的中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广大地区。他最伟大的发现有二，一是发现西江和长江的真正发源地，二是发现澜沧江（Mekong）和怒江（Salween）是两条完全不同的河流”（Needham 1959：524-525）。

李约瑟（1959：524）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再次较为详尽地评价了徐霞客：徐霞客曾花30多年的时间，走遍了全国最偏僻、最荒凉的地区，饱尝了种种艰难困苦。他的游记读来并不像是17世纪学者写的，更像一位20世纪野外勘测家写的考察记录。他不仅具有分析各种地貌的惊人能力，也很有系统地使用各种专门术语，如梯（staircase）、坪（basin）等，这些专门术语扩大了普通术语的含义。对于每一种东西，他都用步（feet）或里（li）把其大小尺寸仔细地标记下来，而不用含糊的语句。

对于丁文江援例说明徐霞客所观察的准确程度，李约瑟（1959:524）直接在其著作中予以采信。例如，真正的结晶片岩（chrystalline schist）在云南是很稀有的，丁文江本人1914年在云南旅行时，曾在元谋谷地的红色砂岩中看到典型云母片（mica schist），并以为这是他的一个新发现；但他后来却发现徐霞客早在300多年前就已经对它作了记载，因为徐霞客在1639年1月9日（崇祯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就曾在这个地方看到“其坡突石皆金沙烨烨，如云母堆叠，而黄映有光”。

李约瑟（1959：524-525）指出，徐霞客的主要科学成就有以下三项：第一，他发现广东西江的真正发源地在贵州；第二，他确定澜沧江和怒江是两条独立的河流；第三，他指出金沙江只不过是长江的上游；由于金沙江在宁远（即现在的西昌）以南的鲁南山有一个大弯，人们长期没有弄清这一点。

从上引材料来看，李约瑟将徐霞客视为旅行家、写游记的名家、野外勘探家。

可以说，李约瑟意识到《徐霞客游记》的部分意义，但并未将徐霞客视为地理学家、岩溶学专家。这当然是时代的局限使然。

直到20世纪末，才有越来越多的地学家认识到徐霞客这一方面的贡献。例如1993年世界著名岩溶学家、英国牛津大学的Sweeting（1995：127-136）在一篇论文中高度评价“徐霞客和他首创的峰林”。由牟复礼（Frederick W.Mote）和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指出“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根据作者自己的体验对山川风物作了详细的历史与地理的描述，他在1607至1640年间，游历了明朝除四川以外的所有行省”（Mote&Twitchett 2008：735）。又指出《徐霞客游记》是“区别于地方志、地方手册和帝国行政地理的两部最重要的地理著作，是以作者的实地考察为基础。徐弘祖有许多新的地理发现，最值得注意的是他查明了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和指出澜沧江和怒江的上游是不同的河流。徐弘祖的地图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Mote&Twitchett2008:775）。爱丁堡大学的汪踞廉（Julian Ward）也是国际知名的徐学家，著有《徐霞客（1587-1641）：游记写作的艺术》（Ward 2001）。

美国的徐霞客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既有美籍华裔学者的研究，也有美国本土学者的参与。美国匹茨堡大学的谢觉民（Chiao-min Hsieh）曾撰写《徐霞客：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先驱》（Hsieh 1958：73-82）和《徐霞客与丁文江》（谢觉民 1986：27-31）。密歇根大学的张春树（Chang Chun-shu）也撰有相关论文和徐霞客研究评注书目（Chang 1968：23-46）。其他美国汉学家的徐霞客研究，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石听泉（Richard E.Strassberg或译宣立敦）（Strassberg 1994）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尔伯尼分校的何瞻（James M.Hargett）（Hargett 2010：556-559）。还值得一提的是，一批学者在美国旧金山于2000年成立“美国徐霞客研究”（USA Xu Xiake Research Society），至今已十五年，现任会长为程毓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徐学研究的国际化。

《徐霞客游记》在其他国家如德国、澳大利亚、韩国和日本等都有一定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华裔学者郑怡发表过一篇有关徐霞客的论文（Zheng 2014：31-45），以明代1368—1644年间生活、经济和文人文化的转变为背景，考察了晚明中国旅行家徐弘祖的游记。韩国高丽大学的裴永信以《徐霞客游记》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在韩国发表多篇相关论文，并来中国参加徐霞客学术研讨会（文明元2003:199-202）。

2.《徐霞客游记》现有译本及其评析

《徐霞客游记》现有多种语种的译本，如英语、法语、德语、日语、韩语、意大利语等。

法国汉学家谭霞客（1941—2010）译有《徐霞客游记选》（Randonnes aux Sites Sublimes）。谭霞客原名Jacques Dars，可音译为雅克·达，因仰慕徐霞客，自己取汉名为谭霞客，碰巧与他法文姓名的发音相似，也算是中法文化交流的佳话。他是华裔汉学家、《红楼梦》法文译者李治华（Li Tche-hua）的高足，因翻译《水浒传》（Au bord de l'eau，1978）而于1993年获得举世闻名的“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白乐桑（Joёl Bellassen）称赞谭霞客，认为谭霞客是外译法的登峰造极者之一，很少有人能超越他（肖连兵2014）。

谭霞客（2003：69-71）在“序言”中提到他选译《徐霞客游记》的原因主要在于，《徐霞客游记》具有高度的文献价值，徐霞客本人的个性讨人喜欢，《徐霞客游记》表现了不同地方的特性，徐霞客谈及观点时流露出诗意般的魅力，以及徐霞客那简洁、充满文学色彩的表述。而且，谭霞客的翻译及其选材深受李祁的影响，因为他认为李祁对徐霞客及其著作有长期研究，李祁选译的篇目是那些最感人、最成功的名山游记，完整地保留了《徐霞客游记》的精华。更值得一提的是，谭霞客还选译了代表徐霞客地学尤其是岩溶地貌考察的日记，认为他是真正的地质学家。翻译过程中，谭霞客主要援引了褚绍唐、吴应寿（1980）整理出版的《徐霞客游记》、褚绍唐（1988）主编的《徐霞客旅游线路考察图集》、徐兆奎（1988）主编的《徐霞客名山游记选注》、许凌云和张家璠（1982）编注并用白话文翻译的《徐霞客桂林山水游记》、吴应寿（1988）主编的《徐霞客游记导读》（附地图）、洪建新（1990）编注并经褚绍唐校阅的《徐霞客游记选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编（1981）《中国名胜词典》和王仲奋（1991）主编的《中国名寺志典》（《中国名胜志典丛书》）。

2010年，卢长怀和贾秀海出版《英译徐霞客游记》（汉英对照），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外教社中国文化汉外对照丛书》的一种，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种举措。该译本采用英汉对照的形式，正文前有一篇简短的前言，简述徐霞客其人其事、《徐霞客游记》、《徐霞客游记》在国内外的流传、译本的情况。该译本选译了《徐霞客游记》通行本的名山游17篇。该译本的特色是每一篇游记的全文和译文之后，附有注释，详细地解释地名、人名及一些疑难词句的解释和翻译，有助于中文读者理解原文和译文。

英语译本中，李祁的翻译是最值得关注的。密歇根大学的李祁于1954年开始用英文翻译《徐霞客游记》。该译本的底本是丁文江1928年整理本，全部翻译完成于 1953-1954年（Li 1974：1）。《徐霞客游记》中的“黄山游”译出后，李祁曾单独发表（Li 1968：1-21）并撰写有“自然之爱：徐霞客及其早年游历”（Li 1971）一文。

李祁另有《寻山如访友》（The Love of Nature:Hsü Hsia-k’o and his Early Travels）出版。该译本是李祁选译《徐霞客游记》的部分日记而成，其中第一、二章分别是“中国人对自然的热爱”和“徐霞客”，由李祁撰写；第三、四、五、六章分别为“天台山”“雁荡山”“白岳山”和“武夷山”，由李祁翻译。中国学界误认为丛书主编Henry G.Schwarz撰写了“中国人对自然的热爱”，以至于以讹传讹，误导读者。这部译著是李祁1974年出版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译著《徐霞客游记选译》（The Travel Diaries of Hsü Hsia-k’o）的先声，除了前面提到的4篇游记之外，后者另外翻译了《黄山》《庐山》《九鲤湖》《嵩山》《华山》《太和山》《五台山》《恒山》《衡山》和《楚游日记》等10篇游记，将徐霞客的名山游记大致翻译出来。

3.大中华文库版《徐霞客游记》翻译策略

3.1 选择优质底本，避免误读误译

尽管20世纪有丁文江本《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本以及朱惠荣本等优秀的《徐霞客游记》整理本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依然有讹误之处。胡邦波等曾分别于1984年和1985年去五台山、恒山、嵩山、华山及其附近地区进行考察。他们根据丁文江本《徐霞客游记》、莫厘樵子标点大中书局1928年再版的标点本以及上海古籍本，再加上他们的两次实地考察，认为学者对《徐霞客游记》中某些地名的标点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白头庵村”中的“村”是赘文，应该去掉“村”字；“九鼎莲花（山）”应该是“九朵莲花山”等。尤其是他们指出，“下至甘露台，土阜矗起，上有藏经殿”（《游嵩山日记》）中“下至甘露台”后应该是句点，否则会使人误认为藏经殿位于甘露台的土阜上，而事实上甘露台在少林寺西墙外约100米处，藏经殿则是少林寺内的大殿；“上苍龙岭过日月岩去犁沟又五里始上三峰足”（《游太华山日记》）应该标点为“上苍龙岭，过日月岩。去犁沟又五里，始上三峰足”，而不是“上苍龙岭，过日月岩，去犁沟；又五里，始上三峰足”。因为这与事实不符。事实上，过日月岩上三峰不可能再绕回犁沟（胡邦波、汪前进 1986：72）。查阅上海古籍本和朱惠荣本，发现朱惠荣本的标点是正确的。

褚绍唐和吴应寿的上海古籍本认为“初九日早起，天色如洗，与王敬川同人兰溪西门，即过县前”（《浙游日记》）中的“兰溪”是“金华”之误，但徐建春（1986:130）撰文提出他们的《校勘记》中所说是错误的。

这种种讹误之处是校读和翻译时，特别应该引起注意的地方，也应该在原文和翻译中直接体现出来。

3.2 重视地名研究，分类阐说译介

《徐霞客游记》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该书记录了很多地名，而且这些地名大多都与其地质情况有关，尤其跟岩溶（或喀斯特）有关。

《徐霞客游记》对喀斯特形态的描述使用了一些专有名词，都有较为确切的涵义，其中有部分属于当时使用的或约定俗成的，如石峰石山，也有部分是地方性地名，如飘山、飘峒等。缪钟灵（1986:21-22）曾指出，这些专有名词一经徐霞客使用，就更具科学内涵，其中“石峰、石山、土山、坞、洼、飘峒（桂林西南地方性名称，飘指山，峒指坞或洼）、窞及石穴（指井状洞穴，底部常与地下河或地下水相连，相当于地下天窗或竖井）、眢井（苦干无水的井，相当于天然井、落水洞）、天生桥（指大型的穿透山腹的洞穴之上的穹形石体，云贵高原河流切割部分，形成天生桥的条件最好。而《徐霞客游记》中常提到的石梁并非天生桥，而是人造石桥）、崩坑（自然塌陷形成的坑洞，在滇东常见，相当于现今之塌陷）、天池（也成天塘，喀斯特成因的湖）、潭（平原谷地中充水较深的洞穴）等等。该文尤其指出，《徐霞客游记》对形成喀斯特地貌的解释，虽然深受时代的局限，但很多方面却是符合近代地质地貌学的原理。

胡阿祥指出《徐霞客游记》记载的地名有这样一些特点：数量多，地域广，资料价值高，而且形象生动；围绕地名所作的研究非常广泛，探讨通名，解释专名，考原讹变，罗列别名，提示沿革，核定地望，描述实体，认识规律，总结经验（胡阿祥，1998：61-69）。该文特别指出，徐霞客在地理学上最重大的成就，是关于岩溶地貌的考察，而在广泛考察的基础上，他所厘定的一批岩溶地貌通名，如阱、眢井、盘洼、环洼、天池、伏流、天生桥等，定名科学，有的在地学中沿用至今。而且，更为可贵的是，该文指出《徐霞客游记》对一些易引起误解的地名通名，或阐说含义，或对比分辨。如庐山白鹿洞，“五老峰前一山坞也”（《游庐山日记》）；其实赣、湘等省的洞，多“乃山环成坞”（《楚游日记》）；又广西的峒，亦不作洞穴解，“石当山回水曲处，故曰峒”（《粤西游日记二》）。农村的集市，“贵州为‘场’，云南为‘街子’，广西为‘墟’”（《滇游日记三》），也随地而异则名称不同（胡阿祥，1998：64）。

胡阿祥（1998：65）还指出，《徐霞客游记》还提到了不少非汉语地名。例如“候夫龙英，因往游飘岩”，徐霞客注释为：“土人名曰飘、峭。所云‘峭’者，即山之称也”（《粤西游日记三》）。飘（音 piǎ）、峭（音qiǎ），皆壮语“石峰”之谓。而“又西转而下者一里半，有铺肆夹路，曰革纳铺”中，徐霞客注释为：“土音‘纳’俱作‘捺’，至是而始知所云‘捺溪’、‘倪捺’皆‘纳’字也。惟此题铺名”（《黔游日记二》）。可见，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关键原因就它们与壮语地名的汉字写法不同。

胡邦波、汪前进（1986：68-70）考察了《游五台山日记》、《游恒山日记》、《游嵩山日记》和《游太华山日记》，指出《徐霞客游记》中的地名具有多种类型，如按地名所指对象的地理属性划分，有属于自然地理实体名称的，有属于人文地理实体名称的；按所指政区的等级划分，则由省级地名、县级地名、村镇级地名；按地名的社会功能划分，有标准名称、有别称、有政区全称、有政区简称、有俗称；按地名命名的缘由划分，有以形态命名的、有以方位命名的、有以反映曾发生过的事件命名的，还有大量以宗教信仰和传说命名的；而且《徐霞客游记》中所记地名的定名定位具有很高的准确性，例如这四篇日记中的230个地名中，定名定位均准确或基本准确的达200个，占地名总数的87%，由于自然环境变迁的影响有些地名已消失或有部分地名不在考察区域内等原因，有10个地名未找到，只占总数的4%。

3.3 熟识地理学术语、借鉴平行文本，翻译学术化

地理学家陈述彭（1986：8）指出，《徐霞客游记》与一般的文学作品迥异，因为它特别注意地名、术语的规范，使该著作有着相当的严谨性，例如书中的地貌词汇如坞、川、壁、峡、崖、坎、陇、冈、塍、园坞、悬崖、绝壑和嶻嵲之峰等。另外，他还指出可用“坞”作为山间盆地（Intermountain Basin）的专有名词，因为“下望其坞甚深，而中平如砥，良畴远村，交映其间。其坞大而圆，乃四面小山环围而成者，不比他川之沿溪成峡而已”（《滇游日记九》）。而陈述彭（1986:8）指出，用这一术语来指称云南高原上的“坝子”，是相当确切的。岩溶学（喀斯特地貌）中的术语“doline”，通常译为“陷穽”或“漏斗”，陈述彭认为不如《徐霞客游记》中经常使用的“氹”字，既音同又形似，实为妙译。

基于以上认识，翻译时应该熟悉岩溶学术语和喀斯特地貌的相关知识，遇到相关词汇必须查阅岩溶学专业词典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岩溶地质术语》（GB 12329-90）等或者是查阅司薇婷等外国专家学术论文中的术语表述。

《徐霞客游记》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它记载了明代官制、边疆状况以及佛教兴衰，因此有很多专有的名称，为翻译带来了诸多困难。译者运用了各种方法来解决这些难题，最重要的方法是借鉴平行文本，例如为了翻译“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和“腾冲守御千户所”这一类官职名称，译者主要参考美国汉学家贺凯（Charles O.Hucker）著的《中国古代官名辞典》（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Hucker 1985）1；为了查阅到佛教术语地道的英语表达，译者主要参考顾毓琇所著的《禅史》（History of Zen）中英文版本，相互参照，另外也参考了陈观胜与李培茱编著的《中英佛教词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Buddhist Terms）。

3.4 重新确定编选原则，推出理想译本

从目前国内外的选译本来看，大都选译了《徐霞客游记》中的“名山游”，例如李祁选译了除《游白岳山日记》之外的16篇名山游，再加上《楚游》中的“衡山游”那部分，并且单列一章对《楚游》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卢长怀等选译了通行本中的 17篇“名山游”；而石听泉（Richard E.Strassberg）的《题写的风景：中国古代游记选》（Inscribed Landscapes:Travel Writing from Imperial China）中则选译了《游天台山日记》（Terrace of Heaven Mountain）和《游七星岩日记》（Seven Stars Cavern）两篇。从这些选本可知，《徐霞客游记》的文学地位是得到肯定的。因此，“大中华文库”版《徐霞客游记》（汉英对照）版同样选择了这17篇“名山游”。

对于《徐霞客游记》而言，理想的译本应该兼顾徐霞客研究的四方面成就：一是游记文学，二是地学和生态学，三是史学和民族学，四是时人的名人传记。一般而言，普通读者喜欢阅读赏游风景名胜、文学性强的篇什，所以这一类文章占的比例较大，但是《游记》同样记载了地理考察的内容，所以选文对此予以重点关注，对岩溶地貌、高原湖泊、山川、生态环境、温泉、瀑布、有代表性的动植物均有涉及，同时兼顾《徐霞客游记》中丰富的人文内容。为了反映徐霞客一生的传奇经历和他面临艰难困苦时表现出来的坚强意志和优良品质，选择了一些故事性强的篇目，如《秦人三洞日记》和《湘江遇盗日记》等；为了表现徐霞客的科学精神，选文也涵盖了他的学术札记和专篇论文，如《黄草坝札记》和《溯江纪源》等。这样选择的原因就是想保留《游记》的完整体例和学术价值。此外，也应该译《盘江考》、《游鸡足山日记》、《永昌志略》、《近腾诸彝说略》、《鸡山志》、《鸡山志略》、《丽江纪略》和《法王缘起》等，以体现《徐霞客游记》内容丰富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