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由孔子整理编订而成。孔子对它评价甚高，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孔子非常重视《诗经》的实用性，认为《诗经》有兴观群怨的社会政治功能，有教化百姓、移风易俗的功能，推崇《诗经》所体现的“思无邪”和“温柔敦厚”。但他将文学与政治直接挂钩，在将《诗经》看作政治附属品的前提下论述《诗经》的意义和作用，他希望恢复周礼。所谓诗教，乃是儒家发挥诗义，阐明社会、政治、人生的根本意义的重要教育手段。

《礼记·经解》中记录，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这是孔子对《诗》《书》《礼》《易》《乐》《春秋》这五书对人产生的不同的教化作用。孔子认为《诗》有净化心灵的作用，百姓的温柔敦厚是《诗经》教化的结果，作为一个国民，如果温和柔顺、朴实忠厚而不愚蠢，那就是真正把《诗经》学好了。

在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集《论语》中，也有许多孔子提及《诗》的重要性及作用的语句，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提出了从事文化教育的基本程序和三方面内容：诗、礼、乐，而且指出了这三者的不同作用。它要求学生不仅要讲个人的修养，而且要有全面、广泛的知识和技能。“诗”有着强大的感染力，可以启迪心智、陶冶性情，使人懂得人生的真义。“礼”能使人行为规范，树立人格，卓然自立于社会群体之间。“乐”则陶冶情操，使修身、治学得以完成。反之，若不学诗就会“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这样他就是简直不能向自我修养实现的方向迈出步履。学诗标志着履道的第一步，且是关键性的一步。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这里的不学诗就没有话说，指的不是在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交流，而是在一些正式场合。如在诸侯国的外交会议上，人们经常用赋诗来对答，比较含蓄、文雅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如果不懂诗，或不会运用，是会吃亏的。虽然不管说话时赋诗，还是写文章时引诗，他们都不大注意《诗经》的本义，而往往断章取义，或者把诗的主题加以曲解，然后才加以利用。但是对于《诗》内容的熟悉和掌握还是很有必要的。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这段话说明了学《诗》的众多作用，学诗可以激发热情，可以提高观察力，观察社会；可以团结群众，与人进行交流和交往；可以抒发不满。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还可以多知道些鸟兽草木的名字。《诗经》不再被当作纯粹的文学作品，而是人生和社会教育的教科书。文学的社会作用，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产生之前，就有一些作家试着在不同的的作品中阐述过。但都是片断式地散见于一些作品，是零碎的、较为简单的，没有系统性、深刻性。孔子集前人之大成，在前人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形成了一个较系统而全面的、深刻的文学功用观。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也具有它的局限性，他所阐述的文学的社会作用，是完全受制于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要求的，也就是说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兴、观、群、怨”说是以周王朝的伦理道德为标准的前提下提出来的。男尊女卑、重礼重孝，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就是这种伦理道德的体现。这是文学发展中的不利因素。文学创作要符合当时规定的道德标准，文学要承担政治任务，而作者在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感情的抒发要受到伦理道德规范的限制。

孔子不仅说要读《诗经》，还强调要将之在政治和外交活动上学以致用，发挥它的实用功能。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孔子说：“熟读《诗》三百篇，叫他去从政做官治理百姓，却不能通达行政；叫他出使四方各国，却不能恰当地赋诗应对；这样，就是诗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这与古代作家文以致用的观点相符。

“思无邪”三字，是孔子对《诗经》评价，他认为，《诗经》中的诗歌表达了一种纯正、无邪的思想。而统治者则要善于用《诗经》这样的思想，用之于政务治理，从而让政治走上仁道，让民众归于正道。孔子对于《诗经》内容从政治角度和道德方面进行解读。《礼记》中孔子多次援引《诗经》来论证自己治国辅政的主张，比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结合上下文来看说的就是男人喜欢美丽的女子罢了，孔子在《礼记》的《缁衣篇》认为这是“君子喜欢品德相当的朋友”。再比如《大学篇》中援引诗经“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孔子把这句写景状物的诗解读为“连黄鸟都知道自己该栖息的处所，怎么可以人还不如鸟呢？”。现代人把《关雎》视为一首纯粹的爱情诗，在孔子时代则被解读为水禽“雎鸠”生来有固定的伴侣，不与其他鸟儿相乱；雌雄常相并游，却不狎昵。这种行为合乎夫妇的正当礼仪。《诗经》中的《螽斯》讲的是蝗虫的生殖能力强，从政治角度也能被解读为赞美后妃，多多生育。《论语》中还有两段孔子和弟子的对话提及《诗经》。第一段是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第二段是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从中也可以看出孔子在教弟子读《诗经》时，也不是仅从表面意思去理解诗义，而是解读成具有教育意义的话。这些解读表明，孔子运用《诗》义，阐明社会、政治、人生的根本意义的重要教育手段，从而教化百姓，维护统治的稳固性。

那么从政治角度去分析孔子为什么这么推崇《诗经》呢？孔子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奴隶贵族家庭，他的先世，也确乎都是大贵族。春秋时代贵族是极力推崇“礼”的。又因为孔子所居的鲁国是保存周礼文化传统比较完整的国家，所以在孔子的思想中是深受周礼文化影响的。孔子推崇周礼，认为周礼近于完美。但是由于处在社会大转型的时代，由于他的平民身份，由于周礼的僵硬性，又使孔子“放纵”自己对周礼进行了深刻的超越，从而大大加速了当时的社会转型进程。同时孔子对“礼”的社会功用的阐释，不仅肯定了“礼”的存在价值，也为重建和推行“礼”制找到了最充分的现实依据。“礼”是西周以来奴隶制上层建筑的集中表现，是用来维护奴隶制的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的典章制度和礼仪形式。《诗经》则是周代诗礼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礼制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实现礼乐文明建构的重要途径。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孔子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才把音乐进行了整理，《雅》和《颂》都有了适当的位置。”孔子的话表明，他的确对《诗经》作了分类整理。《雅》、《颂》是直接有关祭祀等重要典礼的“庙堂诗”，使它们各自得到合适的位置，是承续了周公制作礼乐的事业。孔子晚年从卫国返回鲁国，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的生活。虽然寻找贤德的君主来实现仁政的理想落空了，但通过正乐还可以复兴传统文化，将周礼的精神弘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