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摭遗（10） 弁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陆续为若干种古代小说工具书撰写词条约几十万字，为我后来撰写《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奠定了重要基础。但这些词条撰写时大多用纸本手写，原稿交出版社而手里没有底稿。好在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措施，把出版物中的文字复制下来变为文档已经不是多大的难事。所以希望能把这些文字重新采撷下来，保存起来，公之同好。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大唐新语】
轶事小说集。又名《唐世说新语》,或《大唐世说新语》,作者刘肃。据作者书前自序,知此书成于公元八○七年。本书有万历三十一年潘玄度刻本,明王世贞刻本、笔记小说大观本等。一九八四年中华书局许德楠、李鼎霞校点本较为完备。

处于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国家繁荣强大,很多知识分子引以为豪,他们吮笔为文,歌颂国家繁荣昌盛。唐代有一批以这种内容为题材的轶事小说,《大唐新语》是其中的代表作和佼佼者。
本书叙述故事的时间,自唐高祖武德年间至唐代宗大历年间,这正是唐代庶族地主阶级处于上升和进步的时期。这部小说反映了这样一种时代精神。不过,作者没有直接、或很少袁现唐代经济、文化的繁荣景象,而是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写唐代初期至中期统治阶级对政治局势和政权稳固的注意。因为经过六朝四百年动乱的年代后,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安定的局势对国家稳固的重要,这是历史换来的教训。如卷三“极谏”门中《苏长匡谏》一条,写苏长原为隋末起义中王世充的部下,王被平,苏投李唐。李渊先责其后服。苏长说:“自古帝王受命,为逐鹿之喻,一人得之,万夫敛手。岂有获鹿之后,忿同猎之徒,问争肉之罪也!”考虑到建国初国家安定的重要,李渊没有继续发作,而是“笑而释之”。接着,在一次狩猎和宴会上,苏长又分别规谏李渊不可荒耽于声色狗马,应以国家大事为重。李渊先不悦,后见苏长用隋炀帝荒淫亡国之诫,顿时心胸豁达,表现出唐初统治者政治上的开朋。又如卷一“规谏”门中《太宗幸九成宫》条, 记叙一次唐太宗的宫人和大臣李端先后某到川县,县官先安排宫人住在官舍,李靖来后又把她们移至别处而让李靖住上。李世民听后大怒,要处罚其官,后魏徵陈述其利害关系,太宗终于作罢。在自己和大臣的利益发生矛盾时,李世民虽然也有恼火,甚至还想杀人,但他毕竟还能听人劝说,顾全大局。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维护政治的稳定。这对于国家和人民都是有利的,因而值得肯定。由于国家的强大和政治的稳定,对于一些暴露社会黑暗面的作品,统治阶级也允许其存在,并把它作为安邦治国的有利因素。卷四“持法”一门中,有很多先成冤狱,后经清官间平反的故事。其中《崔宣谋反案》一条,记载则天朝时驸马崔宣的仇人收买崔家馆客,提供情报,把崔家的妾劫持窝藏起来,然后诬告崔宣谋反被其妾发觉,欲发其谋而被崔杀。武则天令张行岌勘间,张查无此事,但又找不到妾的下落,只能报无结果。则天大怒,以换来俊臣勘问相威胁。后来,张让崔家访妾。崔宣的从弟崔思竞经过细心揣摩、跟踪,终于发现了馆客的行迹,使之奸细面目昭然,也使案情大白,崔宣获免。这个故事,反映了由于武则天奖赏告密,造成人情关系的冷酷和谈薄,连自己的亲信也成了告密者。这类故事的出现,说明人们已经尝够了冤狱带来的苦头,希望公正的法律保护人民的正常生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些作品往往同时也维护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和法律,这是应当注意的。
作者在书后总论中说:“自微言既绝,异端斯起,庄周以仁义为刍狗,申韩以礼乐为赘疣,徒有著述之名,无神政教之阙,圣人遗训,几乎息矣。昔荀爽纪汉事可为鉴戒者,以为《汉语》,今之所记,庶嗣前修。”清楚地表明了他写此书的思想倾向。唐代思想界虽然是儒、道、释三足鼎立,但统治者的内心还是信奉儒家思想的。从前面介绍的内容中,可以看出书中主要体现了儒家入世的思想。在“忠烈”“节义”“孝行”“友悌”“举贤”这些分类名称中,更可看出较强的儒家色彩。这些内容大多瑕瑜参半,既有中华民族善良美德的一面,也有封建道德说教的一面。如卷五“孝行”门《陈叔达》条云陈叔达,高祖尝宴侍臣,果有葡萄。叔达为侍中,执而不食。间其故,对曰:“臣母患口干,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遗乎?”遂鸣咽流涕,后赐帛一百匹,以市甘珍。子女对父母尽孝,是我们民族传统美德,可陈叔达的行为,沽名钓誉,不求实效,只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而进行道德表演,这未免让人讨厌。在体例上,《大唐新语》仿照《世说新语》,按内容分类,共计三十门。但门类名称二者全然不同。反映了思想界的变化对文学形式的影响。
中国小说从诞生那天起,就与史书有密切的关系,《大唐新语》尤能体现出这一特点。如“知微”门《太宗破高丽》条太宗破高丽于安市城东南,斩首二万余级,降者二万余人。俘获牛马十万余匹。因名所幸山为“驻跸山”。许敬宗为文,刻石纪功焉。中书舍人敬播曰“圣人与天地合德,山名驻,此盖天意,銮舆不复更东矣。”自七月攻安市,城拔,乃班师焉。这篇故事如果拿到《唐史纪事本末》这类书中,读者大概不会感到意外。因为除了敬播对“驻跸”二字的解释有一定的小说意味外,其它不过是一些时间、地点和数字的罗列,与史书无异。作者刘肃并没有划清小说和史书的界限。他还是以写史的方法来写小说的。这对小说艺术产生的后果,必然是叙述多于描写,平实有余而文彩不足。正因如此,唐宋以来很多书目把它列在杂史类,直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才因其有“谐谑”一门有乖史家之体而置于小说类。清人曾钊也因此而认为此书“终与刘义庆《世说新语》不同”。(曾钊《面城楼集抄》)尽管如此,书中大部分故事,还是可以作为小说来欣赏的。即使在《太宗破高丽》这条故事中,也通过敬播对‘驻跸”二字的解释而表现了他的细心和聪颖。至于象《崔宣谋反案》和《太宗幸九成宫》这样的故事,有悬念、有情节,小说意味很浓,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