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是战国的谋士苏代游说赵惠文王时所讲的一则寓言故事，说的是鹬蚌双方争执不下、两败俱伤，最终第三者渔翁“得而并禽（擒）之”。苏代说此寓言故事的本意虽为劝导赵惠文王停止与燕国的争斗火拼，以防第三者秦国坐收渔翁之利，但论及此寓言故事所表达的深刻内涵，则远远超出了苏代游说之初的本意。

对此则寓言故事做一番深究梳理，便会发现以下几点：

1，鹬和蚌属于严重对立的双方，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呢？一方要吃掉另一方、近乎食物链式的完全不可调和之程度。因此，它们一见面便是争斗啄食，不存在握手言和的可能，更不可能出现合二为一组成联盟之现象。

2，如此严重对立，自然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他们的眼里便只有视作敌人的对方，不共戴天、势不两立也便是它们双方不约而同的唯一追求，故而“两者不可相舍”的僵持局面便会极易发生。

3，从结局来看，毫无疑问，“鹬蚌相争”是一种极其危险而又愚蠢的对立。那真的是鹬蚌双方本身蠢到家了吗？显然不是，从它们对话内容可知：它们不仅并不愚蠢，而且非常精明，鹬说的“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和蚌说的“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表明它们对双方的缺点调查清楚、了然于胸。

不过正所谓“机关算计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当精明到了一定程度自当物极必反，惹来杀身之祸为他人做嫁衣裳。因此从某种角度而言，鹬蚌相争不得不说也是一种精明者的悲哀。

综上分析可知：“鹬蚌相争”之所以会让渔翁得利，是因为争斗的双方对立极其严重，矛盾无法调和，且双方目光唯一聚焦着对方，绞尽脑汁只想着灭掉另一方。这种无脑的对立最终铸就了第三者渔翁的轻松获利。仔细对照便会发现，这与中国古代一项事物极其相似，这便是广泛存在于历代王朝中的权力斗争。

中国古代权力斗争广泛存在，且无时无刻不发生着

作为集权帝国属性的中国古代，毫无疑问，权力这一物品变得诱人却又不可分享。因此，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传承历程中，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为了谋夺权力的激烈斗争，大到争夺君权，小到争夺相权。

而他们争夺的目标又何尝不似鹬蚌相争的那样不共戴天，如秦末的楚汉之争，项羽、刘邦这对当初身处同一战壕、约为兄弟的盟友，在灭秦大业完成之后，激烈的相争场面便迫不及待、轰轰烈烈上演了。为了谋夺统治中原大地的最高权力，这场争斗的最终目标便毫无悬念走向了一个极端：一方吃掉另一方。历经四年多的争斗，最终的结局果然是一方吃掉了另一方——项羽乌江自刎，刘邦取得了最终胜利并建立了西汉政权。

到了封建社会传承尾声的清朝，同样一方吃掉另一方之食物链式的争斗也在激情上演着。当咸丰皇帝病死于承德之后，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和慈禧太后便开始了争夺权力的激烈争斗，毫无疑问，这也是朝着一方吃掉另一方的食物链方向发展，最终肃顺等八大顾命大臣问斩于菜市口才给这场权力争斗画上了句话。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给古代帝王的启示

既然权力争斗无处不在，那就说明作为坐拥幅员辽阔帝国领土、名义上手握帝国最高统治权的封建帝王，其手中的权力并不是恒定不变化的，因为即使他法理上享有最高统治权，但仍然不断会有人与之相争，而来得最直接的莫过于君权和相权的争斗。

秦始皇称帝建秦朝后，便确立了宰相官制，其上辅皇帝，下统百官，位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此位高权重之人，堪称第二个皇帝。此二人必然为了诱人的权力“分外眼红”地争斗，因此有了宰相后，皇权与相权之间的争斗便没有停歇过。

此时作为执掌最高权力的帝国最高统治者自然最为关心的是：他如何保证最高权力牢牢掌控于手中？很显然，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启示，作为法理上帝国最高权势之人，为了保证自己最高权力不被侵害，便琢磨起了当渔翁的念头。同时为了确保“鹬蚌”双方足够对立、争斗足够激烈，历代王朝的帝王在大力提拔忠臣的同时，往往也适时提拔了一些“奸臣小人”，这也便是历代王朝，哪怕是英明之主执政时期，朝堂上保持着忠奸并立局面的原因。

如英明天子汉武帝，除了提拔才能显赫的霍光以外，还重用了上官桀这类溜须拍马之辈，并在病重之际将此二人同设为幼主汉昭帝的辅政之臣。虽然初期二人尚能相安无事，并且联姻结为亲家，共同处理政务，但显然连马都养不好，靠着哭泣上位的上官桀与政绩卓著的霍光本就不属一类人。这种骨子里的志不同道不合最终导致了二人的决裂敌视。由于儿子上官安受罚、鄂邑长公主男宠丁外人求官失败等事件，上官桀便愤然敌对于霍光，二人遂成势如水火的“鹬蚌”双方。

另一值得提及的便是造就了“永乐盛世”的明成祖朱棣。开国皇帝朱元璋慑于丞相胡惟庸的不轨之心，一怒之下废除了存在了两千年之久的宰相制度，由皇帝亲政统领百官。不过考虑到政务繁冗庞杂，明成祖朱棣建立了内阁制度，让内阁中的大学士参与政务，决策国家大事。

虽然这些内阁大学士品级不高，但位置非常重要，天长日久容易产生新的专权。为了防止内阁权力过分集中威胁皇权，朱棣便大力提拔了另一批人予以抗衡，这便是对明朝后世政局发展影响深远的宦官集团。

仔细对比这两个集团，一方是熟读圣贤之书、自命清高的读书人，另一方则是目不识丁（宣宗开始可以读书）、本为宫内杂役身份的宦官，虽然宦官身份地位水涨船高，成为了太监，但从人生阅历和思想修养方面来看，这两拨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志同道合。

因此内阁大学士始终耻于与这群“身心俱残”的宦官为伍（也有个别例外，如内阁首辅张居正和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宝，就结成联盟、亲密合作），这也导致了明朝的朝堂之上，宦官与内阁之间的争斗始终未有停歇，而且到了后期更是转变成了血腥屠杀，《五人墓碑记》便是这种严重对立之下的血腥写照。

虽然二者的对立导致了明朝朝政的腐败，加快了明朝灭亡的步伐，但却收获了朱棣设立之初的预期效果：明朝皇帝大体上做成了一个轻松获利的渔翁，事实确实证明了这一点：明朝再怎么乱，明朝皇帝再怎么奇葩贪玩，帝国最高权柄始终牢牢控制在皇帝手里。

“鹬蚌相争”条件苛刻，帝王要做“渔翁”实则没那么容易

不过话说回来，“鹬蚌相争”真的好实现吗？再回过头来审视这个寓言故事可知：要形成如此激烈乃至“二者不可相舍”的僵化争斗局面，条件还是很苛刻的。除了前述的拥有严重对立的双方，还必须使得争斗的双方达到势均力敌的绝对平衡状态，双方都想置对方于死地却又不能，如此它们的目光才会完全集中在对方身上，也才会给第三者渔翁带来可乘之机。

试想假如鹬最终胜出，不仅会吃了蚌肉恢复体力而且还会展翅飞走，渔翁又将奈若何？假如蚌最终胜出，关死了鹬，必然会退回到水里恢复体力，渔翁又将奈若何？此种场景，对于捕猎者渔翁而言，为了生擒鹬蚌中的任何一方，必将花费大量的精力，而鹬蚌双方经此一战，也必将目光从对方身上收回，警觉捕猎者渔翁并与之对抗，而且由于有了成功经验，其与捕猎者渔翁之间的对抗必然较之于前更具胜算的筹码，这无疑加剧了帝王掌控帝国统治权的难度。

纵然历史上的英明天子是耍弄权谋的高手，但也难于完美驾驭这些“鹬蚌”，使其相争达到“二者不可相争”的完美局面，最终结局往往就是一方占据上风“吃”掉了另一方，如汉武帝临终前为汉昭帝准备的托孤大臣，虽“志不同道不合”的霍光和上官桀形成了完美对立，并且誓与霍光不共戴天的上官桀先发制人，于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联合御史大夫桑弘羊、燕王刘旦谋害霍光，但事败被杀，全族被诛。

汉武帝设想的忠奸并立局面被打破，使得后代皇帝不仅没能做个“得而并禽（擒）之”的渔翁，反倒大幅提升了最后胜出的霍光的从政能力，使其大权独揽，权势大到可以对皇帝行废立之事，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

明成祖朱棣虽然通过成立内阁和提拔宦官这两波完全不属于一路之人的方式实现了权力斗争的平衡，如前所述，从皇权稳固的角度而言无疑是成功的，但仔细辩之便会发现：这着实有些“得不偿失”。由于无法做到两派集团势力的绝对平衡，并且由于皇帝本人的有意偏袒，纵观整个明朝，太监往往在争斗中胜出，并形成了权倾朝野的大太监，如英宗时的王振、武宗时的刘瑾和熹宗时的魏忠贤。

他们大行贪污干政之事，刘瑾给武宗安排了众多游乐项目，将其培养成了“豹房”皇帝；魏忠贤则充分利用熹宗的做木匠活兴趣，将其培养成了“木匠”皇帝，“大功告成”而又心怀鬼胎的此二人遂将国家最高决策权置于自己手中，这无疑也极大侵蚀了皇权，最终刘瑾富可敌国，魏忠贤成了“九千岁”便也是意料之中之事。如此进一步加剧了明朝朝政的腐败，使得这个政权民心大失，最终不可避免走向了覆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