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朝末年到清代，全国建有纪念周敦颐先生的濂溪书院有很多。周敦颐（1017—1073年），字茂叔，湖南道县人，学界尊称濂溪先生、周元公等。作为北宋著名思想家，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上承孔孟，下起程朱。

清代学者黄宗羲评价道：“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故安定、徂徕卓乎有儒者之矩范，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对于日后成为儒学正统的道学（理学），周敦颐有重要功劳，各地特别是其仕宦之地纷纷建立书院以纪念他，其中湖南汝城濂溪书院因其与濂溪先生的独特渊源关系而在众多濂溪书院中别具一格。

周敦颐与汝城

自皇祐二年（1050年）调任桂阳（今汝城）令始，到至和元年（1054年）改知洪州南昌县止，周敦颐任汝城县令四年。主政汝城期间，是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孕育、形成和成熟的重要时期。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太极图说》《拙赋》等千古名篇，奠定了他在中华儒学史上的理学鼻祖地位。无怪乎，清代学者王闿运说道：“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这一儒学史上的历史名对，不仅道出了濂溪理学对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影响，更是间接指出了“汝城时刻”在濂溪先生“陋于希世”之人生中的特殊重要性。周敦颐于汝城县令任上，“移郴之桂阳令，治绩尤著”。一者，在四年不长的时间里，他兴教育，创县学，传理学。理学思想从读书人小圈子中的“高头讲章”飞入了当地的寻常百姓家。另者，在理学精义的化育下，县内政治清明、百业兴旺、民情淳朴，可谓政通人和。濂溪先生在汝城的治绩是其“爱莲守拙，正道直行”理学思想堪称“完美”的地方理政实践，产生了域内外的社会影响和深远历史影响。

汝城与濂溪书院

熙宁六年（1073年），濂溪先生魂归道山。为表感念之情，汝城人民在县城西郊桂枝岭麓修建了濂溪书院。该书院始建于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从当时县令周思诚建濂溪祠起，几经盗火，九异其址，但薪火相传。周敦颐创建理学后，汝城虽地处僻壤，但文运昌盛，可谓人文蔚起。一方面，濂溪理学精神代代传承。仅汝城一县，古祠堂竟有700多座。许多古祠堂的大门两侧或大堂之上，有“忠孝廉节”四个醒目的大字，无不把理学思想的精神教化作为根本。在祠堂命名上亦充分彰显了理学精义，如“五礼堂”“五经世第”“敦本堂”等名称。另一方面，培育出了许多经世人才。自宋代至清代，汝城人才辈出，历史上有宋代状元朱经贵、左中大夫朱辂，明代两广总督朱英、监察御史范辂、工部尚书曾鉴，清代翰林何庆元等人物。受理学思想之润物细无声式浸润，汝城“御史世家”不绝如缕，如宋代的邵晔与朱辂，明代的朱海与朱守恕父子等。可以说，濂溪理学思想涵育了宋以来汝城人一种清正廉洁、刚正不阿之“爱莲守拙，正道直行”人格。

濂溪书院与红色文化

濂溪书院春风化育着古今汝城人的人格秉性。开国上将朱良才将军和李涛将军就曾在“濂溪书院”求学立志。光绪末年，知县董桢祥将濂溪书院改为濂溪高小，后改为濂溪学校。朱良才将军（1900—1989年），出生于该县，成长过程中受过濂溪书院熏陶，长大后投身革命，参加了湘南起义、黄洋界保卫战、长征等战役战斗。他写下的《朱德的扁担》后登上了小学课本，毛泽东夸赞他没有私心，是所有干部的楷模、“军之良才”。李涛将军（1905—1970年）是该县延寿瑶族乡新坡村人，曾在濂溪高小就读，投身革命后参加了秋收起义、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长征、东征等战斗战役。李涛将军一生为官清廉，对自己和亲人都很“抠门”，没有官架也不搞特权。两位将军不平凡一生的“平实”言行直观地反映出了濂溪理学“爱莲守拙，正道直行”思想精义在他们身上的文化烙印。

特别要指出的是，汝城沙洲村“半条被子”的红色故事亦从另一维度映衬出了濂溪理学“正道直行”的这种“革命”精神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