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山子，光、黄间隐人也。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间，曰岐亭。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耸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遗象乎？”因谓之方山子。

余谪居于黄，过岐亭，适见焉。曰：“呜呼！此吾故人陈慥季常也。何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耸然异之。

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前十九年，余在岐山，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今几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使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

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阳狂垢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倘见之欤？

解读：

我在解读《凌虚台记》的时候，曾说苏轼与陈希亮曾有过节。然而陈希亮并非小气之人，苏轼也非常豁达大度，后来二人的关系得到了完全的修复。在这个过程中，陈希亮之子陈慥应该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苏轼与陈慥关系非常好，二人之间，经常诗文往来。在被贬黄州期间，苏轼重遇陈慥，为好友写下了这篇《方山子传》。

陈慥的经历非常特别，他本是官宦之家，有荫补的机会做官，因让给族中子弟，终身未仕。只是不知道是因为没有得到做官的机会而成为隐士，还是因为愿意成为隐士而主动让官？从本文中看，陈慥早期还是很有抱负的，他曾因向往朱家、郭解那样的人物而为游侠，乡里之侠都非常崇拜他，可见名气不小。后来，陈慥改变志向，立志读书，希望能够以此而成就功名，却一直未获得机会，遂成为隐士，居于光州、黄州之间的歧亭之中。他住在茅草房之中，不吃肉，放弃车马及精美的衣服，徒步山中来往，大家不认识他。只是因为他戴的帽子像古代祭祀的乐人戴的方山冠，而称其为方山子。

苏轼和陈慥在凤翔期间就有往来，可能后来有一段时间失去了联系，是以在黄州歧亭偶然相遇时，苏轼大为惊讶，说你怎么在这儿呢？陈慥也很奇怪说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苏轼把自己的遭遇简单介绍了一下，陈慥“俯而不答，仰而笑”。为什么不答？为什么笑？苏轼并没有解释，我猜想可能是同情苏轼的遭遇而不答，因为自己幸好没有做官而仰天长笑。从下文中苏轼到他家，虽然家徒四壁，众人都欣然有所得，亦可为之佐证。妻子奴婢都如此，陈慥自然更是乐在其中，不问世事。

眼前的景象却让苏轼讶异。他想起仅仅十几年前，陈慥还是那个使酒好剑，花钱如粪土的英雄侠客形象。苏轼重点记述了陈慥与二人打猎，别人多次射鹊鸟不中，而陈慥“怒马独出，一发得之”高超技艺。苏轼与之交谈用兵之法及古今成败，陈慥也自许为一代豪士，想必那时的他，应该充满报国情怀，希望立功沙场。这才多久啊，陈慥却成了隐士。但他虽然隐居于山中，可从前的精悍之气仍然存于眉间，哪儿像一个隐士啊。从此处来看，苏轼似乎对陈慥有些惋惜。只是，陈希亮把荫补子弟的机会给了同族子弟而没有给自己的儿子，苏轼也不可能当着儿子的面指责老子，故而用此含蓄的笔法。苏轼似乎意犹未尽，说如果陈慥做官的话，说不定已经名声显赫。陈慥放弃了洛阳壮丽的园宅，放弃了与公侯交往的机会，放弃了岁租千帛的河北良田，放弃了成为富家翁的机会，宁可栖身于荒山野岭，这似乎不是无缘无故的啊。有的解读说“充分表现了对宋统治者的极端不满和怨恨”，似乎不完全是如此。

正常情况下，文章写到“岂得无得而然哉”时，就可以结束了，可苏轼又添了一段很莫名其妙的话，他说，光州黄州一带多异人，他们故意为狂生之行，穿着破烂而脏兮兮的衣服，很难有机会见到他们，陈慥是否见过他们呢？分析此话可以知道，苏轼似乎并没有把陈慥当成异人，他的行为穿着应该也不是“佯狂污垢”，从之前的“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也可证明。如果都为隐士，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那么陈慥见过那些异人，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苏轼反问，恰恰说明，他并不认为陈慥是隐士，可能心中还是有所期待？或者，苏轼认为，真正的隐士，不是刻意装出来的，不是“素隐行怪”以求“后世有述焉”？个人认为，或为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