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这句名言，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过的。它的出处，是杜甫的《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

“严郑公”是杜甫的朋友严武，因为军功被封为郑国公。从题目就知道，这几首诗是作者到成都草堂的路上写给严武的。诗歌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4）的春天。此前两年，也就是公元762年，因为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在成都叛乱，所以杜甫被迫离开成都草堂，避难于梓州、阆州等地。到了公元764年，杜甫的老朋友严武再度出任成都兼剑南节度使，来信邀请杜甫，杜甫于是决定重返成都。在回成都的路上，杜甫想到已经离开三年的草堂，不知现在已经成了什么样子，又想到自己这几年漂泊转徙的生活、日渐衰老的身体，不由得感慨万千，于是就写下了这五首诗，一则表达对严武的感念，二则抒发心中的感慨。

“新松恨不高百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这两句话，出自其中的第四首。诗歌不长，所以我们全文揭引如下：

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

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

它的大意是说，当年我常常苦于沙岸崩塌，损坏药栏，现在恐怕它连同江槛一起，已经都落到湍急的水流中去了。还有我当年亲手种下松树，真希望他们已经长到千尺之高；而那些芜杂疯长的竹子，哪怕已经有万竿之多，也一定全部加以铲除。今后我这把老骨头，就全都托付给严大人您照顾啦；容颜衰老，浑身是病，怕是和炼丹药的瓶子罐子再也分不开了。这三年来，我东奔西走，四处漂泊，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当年经常读《行路难》，等到身历其事，才相信人生的坎坷、世事的艰难。

综观全诗，写到了重返草堂的欢乐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也写到了对过往颠沛生活的感慨，两种感情交融在一起，使得整首诗情韵悠长，意味深厚。醇厚的情感，配上老杜稳重匀称的辞采，给人以极高的艺术享受。

但这首诗给我们带来的，远不止是一首好诗而已。这首诗还带来了杜甫对于国家治乱兴衰的思考。这种思考，特别突出地体现在这首诗的颔联，也就是习总书记所引用的“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这两句之中。这两句诗，虽然表面上说的是松树和竹子，实际上却别有寓意。这个“别有”的寓意，就是清人杨伦以及沈德潜在《杜诗镜铨》和《唐诗别裁集》中所指出的“扶善疾恶”“扶君子、抑小人” 的殷勤寄托。

我们还有一点要说明，就是杜甫为什么要用“竹子”来比喻小人。很多读者，对杜甫的这个比喻会感觉有些奇怪，因为在我们日常的感受中，竹子代表着虚心、气节、坚忍、顽强的生命力，它与“梅”“兰”“菊”一样，是“四君子”之一，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这个感觉是对的。在中国文化史上，从娥皇女英的传说开始，一直到现在，竹子的形象都很好。但我们要说明的是，在杜甫的那个时代，竹子的文化形象还没有那么固定，所以在使用上还是有很大灵活性的。竹子与松树、梅花被并称为“岁寒三友”，始于宋代的林景熙，他在自家的院子里垒土为山，种下了松树、梅花、竹子，称它们为“岁寒友”；到了明代，黄凤池辑有《梅竹兰菊四谱》，从此，梅、兰、竹、菊才被称为“四君子”，其文化形象才定格在了“君子”之上。即便如此，明代大学者解缙还是写了一副对子“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来讽刺那些华而不实、徒逞口舌之利的人。说到底，自然界的动植物哪里有什么品格？都是自然属性而已。人类赋予它们种种品格，不过是借物喻人罢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可不必过于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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