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句俗语道出黄河河道的变化无常。我们今天看到的黄河,与几千年前已有天壤之别。杨明的《黄河简史》是《极简黄河史》的修订本,该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梳理了黄河五千多年间的变迁历史,在历陈黄河五次大变道的过程中,专注于历代黄河治理的代表性人物与事件。通过这样一部简明黄河史,可以更好地理解黄河为什么被称为“母亲河”,同时也能从河流治理的角度重新认识历史。作者杜青延孕育文明的母亲河 东汉班固编著的《汉书·沟洫志》对黄河倍加推崇,认为“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由此,确立了黄河“四渎之宗”的地位。 在民间,老百姓喜欢用更接地气的“母亲河”来称呼黄河。“母亲河”这三个字不知道从何时叫起,中国地大物博,自然界的物种以亿万计,被赋予“母亲”二字的,似乎唯此一个。关于她的历史,自然更为国人所倚重。每个朝代的中国人,都在从与河共生的历史中汲取智慧,“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求治国安民的良策。 黄河大约有两百万年历史,河道变了又变。杨明研究认为,悠悠岁月中,黄河虽然曾在整个华北平原漫流游荡,但是其活动范围被周围山脉严格限定。黄河流出山陕峡谷以后,北有燕山,西有太行山,南有大别山,东有泰山和山东半岛的丘陵高地。从总体来看,黄河基本迁延于燕山南麓与大别山北侧之间的巨大冲积扇间,而鲁西南地区的丘陵高地,作为冲积扇的中轴,则成为华北平原上淮河、海河两大流域的分水岭。 作为母亲河,黄河并不总是“黄头土脸”。早在春秋时期,民间以“河”称呼黄河。《诗经》有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这里的“河”说的就是黄河,而且当时河水清波荡漾,两岸树木葱郁。到了战国,受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黄河水质开始变浊,《左传》中有“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诗句。到了两汉,黄河的混沌已经深入人心,人们用“浊河”称呼黄河,《汉书·地理志》中首次出现了“黄河”。由此可知,在人类活动早期,黄河两岸的自然环境还是很优越的。 母亲孕育生命,母亲河亦如此。近百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黄河流域发现了生活在旧石器时期的山西西侯度猿人、陕西蓝田猿人、陕西大荔猿人、山西襄汾丁村早期智人等早期人类。这些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点燃了黄河文化的星星之火。 《黄河简史》杨明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此后的黄河更是成了文明的摇篮和温床。距今6000多年的黄河中下游,遍布着“华夏”“九夷”“诸戎”“群翟”“三苗”等部落,他们治水灌溉,开展农耕,奠定了由野蛮走向文明的经济基础。以中原为代表的黄河流域,经历了夏、商、周多元并立一体化扩张式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黄河文化。秦一统六合,建立起以黄河文化为主体,吸纳北方游牧文化和长江文化的华夏文明。可见,黄河的确当得起“母亲河”一词。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基本是在黄河流域。纵使后期经济、文化中心南移,但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国都,也大多设置在北方黄河流域,比如八大古都中的安阳、西安、洛阳、开封、郑州。看一看黄河流域的殷墟遗址、大明宫遗址、北宋东京城遗址等,便知道黄河对于中华文明的重要意义。在治理中认识自然 黄河作为母亲河,孕育了中华文明,但是频繁决溢改道也给两岸民众造成了深重灾难。人们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趋利避害,并在与水患搏斗中,逐渐加深了对黄河的认识,提高了治理黄河的技术和思想。 “大禹治水”是中华儿女的共同神话,近现代的地质勘查证明,禹河故道是确切存在的。《山海经》中以昆仑山为坐标,记述了黄河经大禹治理后的流路:“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杨明认为,这条形成于公元前21世纪,后经人类社会管理而又自然流动的黄河河道,就是禹河故道。 大禹时期,在同洪水的斗争过程中,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有了史无前例的升华。中国人开始认识到,自然界并不是想象中充满敌意的邪恶之物,而更像是一切生命体中最伟大的存在。 实际上,在此之前,人们已经发现事物发展都有其内在的规律,并且顺应规律而行事。《黄河简史》指出,大禹的贡献在于,人们开始认识到,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对自然环境进行改造。《孟子》有云:“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大禹治水的经历,形成了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的顺天应人的自然观。 这种观点经过不断升华,被应用于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具体实践,从道家的“无为而治”到法家的“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等治国理政经验,不但启蒙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形态,也促成了后世“天人合一”等文化观念的形成,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禹因此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英雄。虽然大禹时期社会经济生活主要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区域,他的治水活动也集中在这一带,但有意思的是,大禹治水的历史古迹遗址,在华夏大地上却随处可见。 伊水流过的洛阳伊阙,春秋时人们认为是大禹开凿；贺兰山麓的青铜峡,当地传说是大禹为疏通水道而用神斧劈开的,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大量吟诵大禹的诗篇；山陕之间的龙门,也被后人说成是大禹开凿的,北魏郦道元甚至在其《水经注》中声称可以看到岩石上的凿痕,“镌迹尚存”。 此外,纪念大禹的建筑更是遍布全国各地。黄河流域有河南开封的禹王台,山东禹城的禹王亭；长江流域有浙江绍兴的禹陵和禹王庙,湖北武汉龟山的禹功矶；甚至远在西南的四川南江,也建有禹王宫。 “或许禹治水的实际范围是有限的,但是他面对滔天洪灾所呈现出来的英勇、智慧与壮怀,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地理空间的局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母体而泽被后世,启迪当下。”杨明认为。从治点到治面 黄河治理贯穿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历代黄河治理方法,虽纷繁复杂,但无外乎“堤”“疏”二字。所谓“堤”,是通过修筑堤防、缩窄河道,利用洪水时期的大流速冲刷河床以降低洪水位,同时挟带大量泥沙入海,减缓河道的淤积抬升,进而减轻防洪压力。所谓“疏”,则是采用较宽的堤距,或者多股河道分流、并行,“分杀水势”,以减轻大洪水时期势大力猛的洪流对堤防的破坏。 古代黄河治理的集大成者是明朝的水利专家潘季驯,他的治河思路是“束水攻沙”,实际上就是属于“堤”的范畴。他认识到,“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因此认为“河之性宜合不宜分,宜急不宜缓”。黄河下游来水来沙各有差异,本来弯曲的河道又不断变化,导致黄河下游防洪困难。他针对这种特点,建议大量采用护滩工程,并把堤防工程分为遥堤、缕堤、格堤、月堤四种,因地制宜地在黄河两岸周密布置,配合运用实施其“束水攻沙”的构想。 潘季驯的高明之处,在于虽然采用“堤”的方法来解决黄河的防洪问题,但在应对超大洪水时,他还是借鉴了“疏”的思路。比如说,他建议黄河的堤防不要一修就是几十里连续的长堤,而是要每隔一段就要为大洪水留出分滞空间。这实际上就在坚持“堤”的原则基础上,又灵活采用了“疏”的方法。 他借鉴了东汉时期王景的治河思路,“十里立一口门”,即每隔十里就给洪水留出一个宣泄的空间。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善于学习、善于总结并融会贯通地应用前人各种经验教训的精神,或许这也正是全世界范围内只有黄河流域文明从未断代的一个重要原因。 潘季驯治河期间,全面修整完善了郑州以下黄河两岸堤防,河道基本趋于稳定,几乎没有发生过河患,治绩卓著于明清。他的“束水攻沙”治河方略为后来者所推崇,不绝于书。 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如今黄河治理技术越来越先进,黄河治理的水利工程也越来越完善。大众最为熟知的便是为了拦洪蓄水和调节水流而建造的水库,比如龙羊峡水库、三门峡水库、小浪底水库。 水库一般建立在河道狭窄、地势落差较大的河段,通过蓄洪调水以平衡丰枯水季的水量,保持下游河道水势,以减少甚至清除淤积的泥沙,同时还巧妙利用地势落差实现了水力发电。关于水库的争议很多,但若是从黄河治理的角度来看,水库解决了水少、水多、泥沙淤积的问题,因而确实是一项综合治理黄河的有效措施。 今天看来,这些工程措施仍然只是起到局部作用。经过数千年的实践,人们已经认识到,想把一条浩荡数千公里的长河治理好,需要谋全局、布长篇。除了基本的水利工程措施外,从根本上看,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改善水土条件,才能真正实现河与人的和谐共生。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战略,未来黄河治理将会更加综合、系统,安澜的母亲河将能更好地滋养她的儿女,更好地造福华夏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