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妈妈手上接过了馄饨担子。妈妈老了，她今年80岁，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可她还是经常和我们说，要用心去做馄饨。我晓得，妈妈的馄饨店，已经是很多人记挂的一个地方，很多人都是吃着她的馄饨长大的，所以我总是在想，我们从妈妈手上继承的是一份事业。

那年头兵荒马乱，嫁个瞎子还能安生点

我们家历来很苦。解放前，我爸7岁就在地主家放牛、打长工，9岁的一天，刮着大风，他在田里撒石灰，把一双眼睛弄瞎了。后来只好跟人学算命。

我妈是13岁嫁给我爸的。那是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外婆说：“嫁个瞎子，抓壮丁不要他，日本鬼子也不会要他，还能安生点。”可是哪里又能安生呢？日本人打进衢州，我妈顶着大肚子，背着我哥，牵着我爸，一路逃到乌溪江深山里。直到解放后，他们才回城。

我妈我爸在“廿四街”，就是老礼贤街附近，租了一间屋子住，经常搬。1957年，我在小童家巷出生，是我外婆接生的。我们家兄妹5个，都是外婆接生，没有一次到医院生产。为什么？没钱啊。我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妹妹。

记得五六岁时，我妈牵着我，拿个脸盆，去居委会盛“阶级饭”。那是豆腐渣和白菜叶煮起来的，用一个大木桶装着，大家排着队，等着居委会的人给大家分。一个人一碗，家里几口人，就装几碗。所以我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饿。隔壁有个孩子，跟我差不多大，他爸妈都在汽车站工作，家里条件好点。我看到他端着一碗饭，饭上盖着菜，靠在门口吃，我看着看着，口水都要流下来，我真想吃一口白米饭啊。他吃完捧着碗走了，我好像才从梦里醒来。唉，可我回家不敢跟爸妈说呀，穷人家的孩子懂事早，我要是说想吃饭，他们肯定骂死我。

我爸出门算命，一出去就是半月一月。我从7岁开始，给爸领路，也大多不在家。全靠走哇，有时一天要走八九十里路，往乌溪江里边，远的走到遂昌。山里人心好，我们经常住在他们家。走路时，爸把手搭在我肩膀上，我拉着爸的棍子在前面走。那时候天特别冷，冬天老是下雪，山边上的冰凌都挂得老长。我穿着一双解放鞋，已经破出洞了，脚趾头露在外面，也没有袜子。一次我们从山里出来，准备回家过年，天蒙蒙亮就出发了。下着雪，地上铺得厚厚的。我身上穿一件破棉袄，是大哥、二哥穿了轮到我穿的，透风，脚上冷得浸骨。

那是小山路，路很滑，一边山，一边崖，崖下就是江，我往下面一看，腿都吓得抖起来，那绿黝黝的乌溪江水，如果一不小心滑倒，两个人都要葬身江里……也不知道怎么走过来的！我爸看不见，反倒安耽些，我却身上冒冷汗。

走到中午一点钟，到了一个叫“虹桥头”的地方，我们还没吃饭。我的脚已经冻得全木了，一坐下，两条腿就硬了，动都动不了。好心人赶紧端来一盆热水，让我把脚泡一下……直到现在，我的腿一到冷天，关节就痛得要命。尤其是打馄饨皮，站久了，脚又酸又痛——就是那时候落下的病根，冻坏了。

四根竹子、一块篷布支了个棚

五张嗷嗷待哺的小嘴巴，拿什么来喂啊？可我妈还是把我们养大了。

起先，我妈在街角摆了个小摊，卖豆腐花、臭豆腐、茶叶蛋。一个烧柴的小铁桶，是自己做的。记得小时候我就到火车站去捡煤渣，帮妈妈挑担、打下手。1969年，妈妈在老二轻局对面弄堂口，用四根竹子、一块篷布支了个棚，卖起了馄饨。后来摊子又摆到另一个巷口，直到城市扩建，小巷全部拆迁，再搬到了自己家里。那时一些年轻姑娘天天去吃，馄饨店就叫出了名。有了名气，生意越来越好了。

10岁，我回来念书。我们家是困难户，大哥又去当兵，我们是军属，居委会盖个章，就能免费上学。可那时正好“文革”开始了，我天天劳动积肥，把家里和外面捡来的肥料，用篮子装到学校，大家再一起去机场学校菜地施肥；读书就读《语录》。后来我专门了解过，我们班里50多个人，没有一个人成为大学生……我们兄弟中我读书最多，初二还读了一个学期。我成绩不错，还是班长，可家里实在太可怜。我只好出来挣钱了。

17岁那年，我到陶瓷厂做临时工，装炉、出炉，是个力气活，又热又脏又累，大冬天穿一件背心在窑里干活，一天下来白背心变成湿漉漉的黑背心，脚酸得站不起来，灰尘大，眼睛又红又痛。这样干一天，能拿到1块钱。每个月工资一发下来，我就分文不动地交给我妈。

1977年“道前饮食店”雇我专门打馄饨皮，一毛五一斤。这是一家还蛮大的饮食店。我算算比陶瓷厂好，吃苦点，一早上能打八斤十斤的。我攒下的钱，还是完全交给我妈，我妈把我们一家人的吃饭问题对付过去。后来我哥讨老婆，凭条买的“上海”牌手表，125元一块；“凤凰”牌自行车，130元……都是我和我妈挣来的钱啊——我妈也知道，我最会做。一个大房间堆满干柴，都是我一根根劈出来的。我在饮食店做了两年，下放种田。1979年调到木材厂上班。

我妈妈，还是一直做馄饨。吃的人都说皮打得好，放在报纸上能映出字来。我妈妈人还和善，人家来吃馄饨，调料、葱、榨菜，想要多一点，自己动手都可以。人家愿意和她聊天，听她讲过去的事情，怎么逃日本人，怎么过生活，吃完馄饨，人都不走……

我后来经常想，这么些年，我们几兄妹都过得磕磕绊绊，可幸好我们是从苦日子过来的；那样艰难的岁月，吃了上顿没下顿，我妈都过来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我妈不识字，可她就像一棵草，大风刮不倒，大雪压不死的野草，她教会了我们坚强。

油多放点，不要太小气

1994年，南湖沿拆迁，我们搬到府山脚下的院子，继续卖馄饨。我妈身体好，一直都是自己在做。2001年，她一天早上出去买菜，踩到香蕉皮，脚摔断了。她都75岁了，我们叫她不要做，她说做惯了，歇不下来。脚刚好一点，又自己打皮。我大妹只好去帮她……后来府学前也拆掉了，她这才彻底歇手，77岁了！我妹在马站底也开了一间馄饨店。

我2001年下岗，到2004年，我妈跟我说：“老三，你从小打馄饨皮，打得最好，老本行不要荒掉，你也卖馄饨吧。”我想想自己没有别的事好做，老婆也没工作，就在清莲里开了一家同名的馄饨店，大家都知道是一家人开的。

我性格原来很暴躁，又讲义气，年轻时经常跟人打架，派出所的人都很熟了。从学打馄饨皮开始，性格慢慢平和下来，多少年没有再打过架了。现在碰到年轻人，我都要教育他们：“讲义气没有用的，做点正事、挣点钱才是正路。义气，过去梁山上人讲义气，现在还有梁山吗？”

打皮是功夫活，像种花一样，做上手就不能停。尤其是夏天，一停就皮硬，坏了。想小便也得熬着，水也不喝，一打最少一个多钟头。打皮不是一年两年能练成的功夫。春夏秋冬，天冷天热，加多少水、多少碱、多少盐，都有讲究。

现在每天都很忙，6点起床，一直忙到中午两三点吃中饭，晚上忙到12点关门。辛苦啊！但是和小时候比比，又是太幸福了。每次听到有人说，你们的馄饨好吃，我就感到高兴。

我现在经常回去看我妈。她得了糖尿病，眼睛又看不见，可她仍然惦记着她的馄饨，每次都不忘唠叨几句：“做好点，油多放点，不要太小气。”现在来店吃馄饨的，很多人都记得我妈，经常有比我年纪还大的人，找到店里来吃一碗，然后问起我妈的情况。有一位老人还说：“我过去还没讨老婆，就在你妈那里吃馄饨，现在我是带着孙子来吃了。”

我有个儿子，在电脑公司上班，他可不愿意做馄饨。我妈苦了一辈子，馄饨算是有人接手了，她应当感到高兴的。更高兴的是，还有这么多人记得她的馄饨。看来，我也得像我妈那样，一直做到做不动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