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理想

短暂秦朝的政治，是韩非所代表的法家思想路线的实践。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韩非的法术则使秦朝覆灭。这对汉初的统治者教训很深，所以一直到汉武帝上台之前，王朝一直奉行黄老之学，统治者“清心寡欲”，“我无为而民自化”，要民众休养生息。这样的政治理念特别适宜汉初社会经济恢复时期的现实。但是，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休养之后，西汉国力强盛，“清心寡欲”就太不合时宜了。汉武帝一上台就要“兴太平”，要“制礼作乐”，要“改正朔，易服色”，要举行封禅大典。儒学最能符合这种要求。

公元134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天人三策》的建议，罢黜黄老百家之言，独尊儒术，自此儒家思想正式上升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一直延续了两千年。董仲舒的儒学是融阴阳家、黄老、名法家等多种学说为一炉的新儒学，讲阴阳五行、好言灾异及天人感应，充满了神学色彩。董仲舒大讲这些内容，有明显的限制皇权的用意，但是武帝并不接受这些。他所要的儒学，绝对不能约束他自己的生活和意志，而是要为他粉饰“太平”。而他要追求的太平，是“上参尧舜，下配三王”，就是把汉帝国在各方面都装点得与被儒家理想化了的尧舜和夏商周三代“王道”政治一样。为此，他要兴教化，办教育，选拔贤人，他要设立专门采集歌谣的“乐府”，另外，他还要大事四夷。因为远方之民的前来归顺，是王道实现的重要标志，尧舜时期如此，当年周公致太平，不也是如此吗？汉武帝的王道理想，是超越而浪漫的。儒生要为他实现理想浪漫的王道政治来帮忙抬轿。

董仲舒

经学时代

但是，独尊儒术毕竟确立了一条法理：孔夫子的门徒才是治理国家可依靠的中坚。随着武帝时代的过去，到西汉的元帝、成帝时期，一大批饱读诗书的儒生纷纷走上政治舞台，他们也要对汉帝国的诸多政治文化上的现实，进行改造。两汉是经学的时代。西汉盛行的是今文经，东汉则为古文经。两者得名是从书写文字而来，具体地说，今文经书写用的是当时的汉隶，古文经则用的是战国文字。但两者的区别绝不仅限于字体，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孔子。今文经把孔子理解为“素王”，受命于天为汉家立法，经他手定的五经，是经天纬地的人间大法，必须在人间获得实现。古文经则认为，孔子是先师，孔子所定的经典是历史文献。可知西汉儒家的今文经学也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秉持文化理想主义的儒生登上政治舞台后，要对汉朝现行体制作重大调整。

汉帝国在司法上采用的是秦朝体系，这是儒生最看不惯的，要改；西汉延续了秦朝以吏为师的做法，文法吏当道，要改；汉朝的祭祀系统不合经典之言，要改；汉朝的宗庙陵寝也不合儒家之道，要改；王朝社会的风俗不好，也要改。本来汉武帝虽尊儒术，但在管制国家方面，恰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所谓“王霸杂用”，其实就是用“王道”对待听话的好人，以“霸道”对付不顺从的坏人。元帝即位后，情况大变。一大批名儒来主政，奉行一套宽政减刑、不与民争利的政策。汉帝国建立百多年来，王朝腐败已经十分严重。现在一味“宽政”，王朝政治就如脱缰野马一样向更腐败的地步堕落。土地兼并随着财富的日益集中更加严重。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恰是勇于改制的儒生最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同时，水旱天灾频繁。理想主义的儒生不是反思自己当政的作为是否切合实际，而是把责任推到汉家身上。如上所述，汉代经董仲舒改造的儒学，夹杂着阴阳灾异之说，它的宇宙论模式是阴阳家的五行相生相克，落到历史层面是“五德终始”之说。政治的腐败透顶，再加上自然灾害频仍，汉家“失德”，应该像《尚书·尧典》记载的“尧舜禅让”，汉朝皇帝应该主动把权力让给新的真命天子，由他来领导大家实现人间王道了。在这样的舆论下，终于出现了王莽篡汉，天下大乱。

王莽

到东汉时期，因王莽之乱，“尧舜禅让”等很少有人讲究了，古文经学家在汉家如何应天顺人的说明上颇费了一番心思。东汉光武帝本人就曾在太学读过书，他也十分注意学校教育。到东汉中晚期，太学里的学生有数万人。面对王朝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昏暗局面，以太学生为主体的年轻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们，联合在朝的“清流”力量，与宦官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宦官依仗皇帝的势力对他们残酷打击，大肆捕杀、禁锢，制造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党锢之祸”。同时一批深思之士，本着经义和他们的现实感，对秦汉以来的历史、现状进行反思和批判。其中崔寔、王符、仲长统的社会批判最具深度。仲长统在他的《理乱篇》中，甚至把秦汉以来的历史总结为从大乱到小乱再到大乱的循环，其绝望之情可谓深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