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器：

《周书》论士，方之梓材，盖贵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朴斫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杇附。而近代词人，务华弃实。故魏文以为∶“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韦诞所评，又历诋群才。后人雷同，混之一贯，吁可悲矣！略观文士之疵∶相如窃妻而受金，扬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修廉隅，杜笃之请求无厌，班固谄窦以作威，马融党梁而黩货，文举傲诞以速诛，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轻锐以躁竞，孔璋傯恫以粗疏，丁仪贪婪以乞货，路粹餔啜而无耻，潘岳诡祷于愍怀，陆机倾仄于贾郭，傅玄刚隘而詈台，孙楚狠愎而讼府。诸有此类，并文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将相，此咎实多。至如管仲孝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嫉，沿兹以下，不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磬悬，丁路之贫薄哉？然子夏无亏于名儒，浚冲不尘乎竹林者，名崇而讥减也。若夫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黄香之淳孝，徐干之沉默，岂曰文士，必其玷欤？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盖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鲁之敬姜，妇人之聪明耳。然推其机综，以方治国，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也。昔庾元规才华清英，勋庸有声，故文艺不称；若非台岳，则正以文才也。文武之术，左右为宜。郤縠敦书，故举为元帅，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攡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赞曰∶瞻彼前修，有懿文德。声昭楚南，采动梁北。雕而不器，贞干谁则。岂无华身，亦有光国。

【译】《周书》中讲到人才，比之于工匠把木料做成器具，要兼具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木材经过砍削制成器具以后，还要涂上红漆，墙壁筑成以后还要用抹子涂饰。可是现代的作家们，常常只追求外表而不顾实际。因此魏文帝曹丕认为：“古今文人大都不顾小节。”韦诞评论作家，也对文人多有指责。后来的人也随声附和，以为文人都不注意细节。这真是太可悲了。大略考察一下文人的毛病：司马相如偷情且接受贿赂，扬雄爱好喝酒又不会算计着过日子；冯衍为人不遵守规矩，杜笃索取回报不知满足；班固巴结权臣窦宪又来作威作福，马融勾结梁冀而又贪污受贿；孔融傲慢狂妄招致杀身，祢衡也由于态度狂放招致杀戮；王粲轻率锋芒毕露而又急于做官，陈琳说话草率而又粗心大意；丁仪贪婪到处乞求财物，路粹讨吃讨喝不知廉耻；潘岳假写祷告神明的文章阴谋诬陷愍怀太子，陆机逢迎权贵贾谧、郭彰等人；傅玄刚愎狭隘谩骂官府，孙楚凶狠刚愎控告上级。诸如此类，都是文人存在的缺点。文人有过失，武夫也如此。古代的将军、宰相们，毛病同样不少：如管仲的偷盗，吴起的贪财好色，陈平的家庭生活有污点，周勃、灌婴都曾挑拨妒忌他人等。由此以后，例子多得数不完。如孔光身为西汉宰相，尚且献媚于董贤；何况班固、马融和潘岳等低微的官吏呢？王戎是西晋的开国大臣，尚且卖官鬻爵，不少人对他议论纷纷；何况司马相如、杜笃这种穷困的文人，丁仪、路粹之类卑微的小人呢？孔光虽有毛病，却无损他仍是有名的儒者；王戎虽有丑闻，也影响不了他仍是竹林之“贤”：这就由于他们名位较高，减少了人们的讥讽。至于屈原、贾谊的忠君爱国，邹阳、枚乘的机敏警觉，黄香的至孝，徐幹的安于贫贱等，品德高尚的作家也不少，怎能说一切作家都必有过失呢？人附有金木水火土五种性情，但在长短上各有不同，要不是圣贤，很难苛求完备。然而将军、宰相的不足因地位崇高而被原谅，文人因地位低而常被讥讽，这就好比大江大河能汹涌奔腾畅通无阻，小沟小河就会千曲百折障碍重重。人的名誉受到贬抑和推崇尚且如此，职位的升降，也会这样。文人是否被重用，还要看他能不能治理国家。鲁国的敬姜，不过是个聪明的妇女，却能推论织机的道理，来比喻国家大事。哪有大丈夫专心于文学才能，就可以不懂政治知识的呢？像扬雄、司马相如这些人，只会写作而没有政治上的实际才能，所以最终地位不高。前代的庾亮也很有才华，只是功勋卓著而使政治声望超越了文学才能，因而他的写作才能反而不为人所赞扬；如果他不是做了高官，也会因文才而得名。文才武术，是可以兼备的。春秋时的卻縠就勤勉读书，所以被任用为将帅，怎么能因为爱好文学就不精通武艺呢？孙武的《兵法》，文笔也很美好，怎能说学习武艺就可以不懂得文学呢？所以君子应该具备良好的才德，等待适当的时机而行动，做出一番事业。因此，必须注意修养，以求充实其才德于内，散发其华采于外；要像楩木、楠木的坚实，像枕木、樟木的高大。写作必须有助于军政大事，出仕就要成为国家的栋梁；仕途不利则保全自己的品德而从事写作，仕途顺利便驰骋其才力以建立功业。这样的作家，就算是《尚书·梓材》中所说的人材了。总结：着看过去的优秀作家，有美好的文才和品德。如屈原和贾谊的名声传遍楚地，邹阳和枚乘的文采震动了梁国。如果只有外表而无才德，怎能从根本上给人树立榜样？优秀的作家不仅有利于己，也有光于国。

序志：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瑒文论，陆机《文赋》，仲洽《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攡《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远，辞所不载，亦不可胜数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但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沉予闻；眇眇来世，倘尘彼观也。赞曰∶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

【译】这部书所以称为“文心”，因为是说明在写作文章时的用心的。从前涓子曾写过一部《琴心》，王孙子也曾写过一部《巧心》，可见“心”这个词好得很，所以用做这部书的书名。自古以来的文章都是用繁丽的文采写成的；现在用“雕龙”二字来称这部书，并不仅仅是由于前人曾用以称赞过驺奭富有文采的缘故。宇宙是无穷无尽的，人才则代代都有；他们所以能超出别人，也无非由于具有过人的才智罢了。但是时光是一闪即逝的，人的智慧却不能永远存在；如果要把声名和事业留传下来，主要就依靠写作了。人类的形貌象征着大地，又从五行里取得自己的天性；耳目好比日月，声气好比风雷。他们能超过一切生物，可算是灵异不过的了。但是人的肉体同草木一样脆弱，而流传久远的声名却比金石还要坚固，所以一个理想的人活在世上，应该做到树立功德，进行著作。我难道是喜欢发议论吗，实在是不得已呀。我在七岁的时候，曾经梦见一片像织绵似的云彩，就攀上去采取它。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又梦见自己捧着红漆的祭器，跟着孔子向南方走；早上醒来，心里感到非常高兴。伟大的圣人是多么不容易见到，他居然托梦给我这个无名小卒！自从有人类以来，从没有像孔子这样的圣人。因此我想到，要阐明圣人的思想，最好是给经书作注解，但是马融、郑玄这些前代学者，在这方面的发挥已很精当，即使我再有什么深入的见解，也不足以自成一家。不过想到文章的作用这点，确实是经书的辅佐。各种礼仪要靠它来完成，一切政务也要用它来实施；乃至君臣之业也赖以焕发光彩，军事国政也借以发扬光大。仔细追溯一下它们的根源，没有一件不是从经书上发展而来的。可是后世离开圣人太远了，文章体制逐渐败坏。有些作家只是喜欢新奇，一味追求浮浅怪异的文辞，就像在已经华丽的羽毛上再加纹饰，在巾带上再绣以花纹一样，使文章越来越离开根本，最后就会走向错误而漫无节制的道路。《尚书·毕命》中讲到文辞问题，曾经说过应该抓住要点；孔子教育学生，也曾说过不要去搞不正确的学说。《尚书》和孔子的说法有所不同，但应该注意领会其主要精神。于是我就提笔和墨，本着这种精神来论文。细读近来讨论文章的著作，那是很不少的：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应玚的《文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等，大都只接触到文章的某些方面，而很少能从大处著眼。他们有的赞美或指责当代的作家，有的评论前人的作品，有的泛泛指出文章意旨的雅正和庸俗，有的对某些作品的内容作了简括的叙述。曹丕的《论文》比较细密，但不完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颇见辩才，不过不一定恰当；应玚的《文论》是华丽的，可是比较空疏简略；陆机的《文赋》讲得虽巧妙，却又嫌它琐碎杂乱；《文章流别论》的内容是精湛的，可惜用处不大；《翰林论》比较浅薄，不得要领。此外像桓谭、刘桢、应贞、陆云等人，也泛论过文章的意义，有时或许有较好的意见提出来。但他们都没有能从树木的枝叶寻找到根本，从水的波澜追溯到发源的地方。由于他们未能很好地继承过去圣贤的教导，因此对后代的人也不能给予多少帮助。这部《文心雕龙》的写作，是从自然之道出发，以圣人为师，根据经典，参考纬书，并且寻究《楚辞》以下的变化。这样对于文章的主要关键，是可以搞透彻的。至于各种文章的体裁，有属于“文”的，有属于“笔”的，都分别指出它们的异同。对于每种文体，都追溯它的起源，叙述它的演变，说明体裁名称的意义，并举几篇代表作品加以评论，从阐述写作道理中总结各种文体的基本特点。按照这样，在本书的上篇里边已经把文章的主要类别都说清楚了。下面再从分析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方面，概括出理论的体系：陈述了“神思”和“体性”问题，说明了“风骨”和“定势”问题，包括了“附会”以上、“通变”以下的一系列问题，还考察了从“声律”到“练字”等具体问题；此外，又以《时序》篇论述了不同时代文章的盛衰，以《才略》篇指出历代作家文学才华的高低，在《知音》篇十分感慨地说明正确的文学评论之不易，在《程器》提出道德品质和政治修养对作家的重要；最后，用《序志》篇叙述自己的志趣，作为全书的总结。这样，就在本书下篇里边，把文学创作和评论的种种具体问题都大致讲到了。安排内容，确定篇名，一共写了五十篇，恰好符合“大衍”的数目；其中讨论文章本身的，只有四十九篇。评论一篇作品，那是比较容易的，但要综合评论许多作品，就比较困难了。虽然这本书中对文章的表面细节讲得很少，而对重要的问题深入地进行了探讨，但是仍有某些曲折细微的地方，好像就在眼前，却又溜到远处去了；因而论述中未能表达出来的，也就很多了。至于已经写到书中的意见，有些和前人的说法差不多，并不是有意随声附和，而是事理本身不可能有别的说法；有些和前人的说法不同，这也不是随便提出异说，因为按照道理是无法赞同旧说的。所以，无论与前人相同或不同，并不在于这些说法是古人的还是今人的，主要是通过具体分析，力求找出不偏不倚的正确主张来。作者驰聘在文坛之上，挥洒于艺苑之中，有关问题这里差不多都谈到了。不过语言不易把意思完全表达出来，这是圣人也感到困难的；何况我的见识这样浅短，怎能给别人立起什么法度呢。从历代的著作中，我已深受教益；对于未来的读者，这部书也许能供他们参考。总结：人生有限，学问却无边无际。要理解事物的真相，的确是有困难的；凭着自然的天性去客观地接触事物，那就比较容易了。因此，要如无拘无束的隐居者那样，才能细细体会文章的意义。如果这部书能够表达自己的心意，我的思想也就有所寄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