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这是孔子在参加鲁国的蜡祭仪式后感叹其徒有礼仪形式，失去了“大道”的实质，而后向学生言偃描绘的上古时期大道流行的社会景象。“大道”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道统，是人认识到万事万物对立又统一的自然规律，明了天地万物本来为一体关系的真相，所以胸怀对待任何事物都如同对待自己一样的同理心，也就是“公心”。这样的大道流行于上古三皇、中古夏商周三代圣贤治国理政的时代。“为”读四声，表目的，意思是“为了”。古圣先贤立身行道，为先民谋幸福而无私作为。先民在这样的榜样带动下，生活、劳动同样“为公”不为私。“公”即是“共”，以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各路贤达在众人中成长成材，又被推举出来共同治理社会。

《尚书》上记载，上古时期的尧帝遵循古人流传的天地之道、大公之德，凭借钦、明、文、思四种德行教化人民，实现了天下安定。他诚信、恭谨、克己、礼让，美好的德行传播到四方之外，乃至充塞于天地之间。天下大众受到尧帝德行的感化，因此像尊重日月一般崇敬他，自发地向他学习，每个人都不断完善德行，于是群贤毕至，实现了唐虞时期风俗大和的美好景象。在孔子看来，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都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而行事。德才兼备的人被大家推举出来管理众人之事，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和睦相处，这就是大同世界。

而在孔子之前，西周统治阶层为了天下稳定，就制定了一套严格规范的礼乐制度。“礼”，最初是圣人根据天、效法地的规律而创造，承载着天地之道、大公之德，贯彻在丧、祭、射、御、冠、昏、朝、聘各种礼仪形式之中，同时也是不同阶层政治、宗法、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准则。人遵循礼，形式上表现为礼仪，实质上是行道。“乐”是音乐，以德音雅乐培养贵族阶层的情操，使之从内心发出大仁大爱，以公心治国理政。圣人通过礼乐教化，把天地之道明示给百姓，这样治理国家自然成就了大同世界。西周前期，各诸侯国统一于周天子的管理，社会秩序井井有条，万国咸宁。历史上记载，周成王、周康王在位年间天下安定，有四十余年没有出现过犯罪行为，刑罚的器具都废弃不用，被称为“成康之治”。

但是到了周朝末期，周王室开始骄奢淫逸，渐渐腐败。诸侯对周天子不再心悦诚服，便慢慢废弃礼乐制度，竞相争夺天下的人、财、物，发动了大大小小的兼并战争，这就是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从此“礼崩乐坏”，社会秩序被完全打乱。

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正处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他对当时的社会乱象痛心疾首，于是到处拜师求教，寻找救世之方。他曾经向老子问礼。老子感叹，失去“大道”以后，不但人心越来越狭隘，就连美德和礼乐都成了空洞的形式。他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是说，“大道”丧失之后，人们没有了公心，不再以天下为一体，而是为自己的邦国谋取利益，但这样还算存有大德；这种大德丧失之后，人们还懂得“仁者爱人”；丧失仁爱之心以后，人们还懂得讲义务、讲责任；然而丧失责任感以后，就只能依靠礼的形式去规范，表面上维持善的样子而已。

孔子一生学习古圣先贤流传下来的文化，感叹于曾经盛世的美好，于是周游列国呼吁再创大同之治。但当时追名逐利的统治阶层无法接受，于是他退修诗书、培养贤人。当读到《周易》这部古老文献时，他几乎手不释卷，到了“韦编三绝”的地步，对于其中“大道”体悟越来越深入，创作了十篇传文，充分阐释出简单卦象和古老文字背后的核心理念。

此后，《周易》作为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结晶，被后世学者称为“大道之源”，其所承载的“天下一体”的理念统摄万事万物，所谓“冒天下之道”。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都从这里发源。在千年、万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一大道孕育出中华民族的广阔胸襟、大同理想、和合品质，书写出一幕幕动人篇章——仁义礼智的道德准则、和睦齐整的家风传统、团结互助的社会精神，追求国富民强的大治之世、睦邻友好的天下图景……直到今天，我们还一直承传着这一理念，它已化作中国人精神深处的文化基因。

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回顾历史，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撑5000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我们认为，世界各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矛盾，也免不了产生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但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充分讲明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理念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它能够在世界各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