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树记》一文作于宋天圣九年，欧阳修时年二十有四。天圣八年正月，欧阳修“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宋史·欧阳修传》）其时，正是他初入仕途，雄心勃勃准备有所作为的时候。

当时的欧阳修涉世不深，尚未切身体会到封建社会政治环境的恶劣和凶险，对现实环境的暂时适宜，使他对前途充满希望。同时， 他对环境与人之间关系的思索也闪耀着思辨之光。然而，欧阳修这个有用之材最终没能超脱环境的困惑，纵观欧阳修一生，曾经几上几下，几度受宠又几度受贬，其刚直不阿的秉性决定了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命运。

他由最初的推官不断擢升又不断被贬，跌跌撞撞直到官至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又由副宰相贬为知州，知州之后临到再升迁时，欧阳修已不愿做官，坚辞不就，告老还乡。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欧阳修一生坎坎坷坷，其间，可谓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不知他在年老之时，重读自己的《伐树记》，会作何感想？

《伐树记》着眼于西京河南府衙门东边一块荒地的改造，阐述了树“幸之与不幸”与环境紧密相连的道理。欧阳修欲把荒地改造成菜园，并且在园周园植花果桐竹百余株。但荒地上长着各种各样的树木，守园的人认为樗树根壮叶大，“梗地脉，耗阳气，而新植者不得滋”，又因“其材拳曲臃肿，疏轻不坚，不足养，是宜伐。”欧阳修于是伐掉了樗树。

园中同时长着杏树，杏树根横向伸展六七尺，守园人认为它也会影响园中的作物生长，建议伐掉。欧阳修认为很可惜，因为“杏方春且华，将待其实”，不如减少几畦蔬菜让杏树生长，因此未伐。有一天，有客人拜访欧阳修。这时，仆人正拖着砍掉的树木从屋前经过，便对客人说起砍树之事。

客人说，这有什么奇怪呢？以无用之物害有用之物，怎么能逃得过被砍伐的命运？杏树能开花结果，是用其本身所具有的条件保护了它的本根，因而保留下来。桂树、漆树不能逃避被砍伐的命运，是因为砍伐了它们对人有利用价值，所以不能生存，它与杏树是不相同的。樗树臃肿无用，枝繁叶茂妨碍其它作物当然就要砍伐了。

这与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说不相同。一切物类的遭遇，都是根据它所处的环境而决定的。文章在叙述方式上借用了“客人”之口，是否真有其事无须考证，但客人的一番话无疑就是欧阳修的观点。

世上树木种类知多少？有的质地疏软，有的质地坚硬；有的用处小，有的用处大；有的价值低贱，有的价值贵重。贱者如樗树（即臭椿）、栎树，贵者如桂树、漆树。庄子曾托物言志道：“樗、栎以不材终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见伤夭。”意思说，无用之材可一直长到老，而有用之材一旦成材便被人砍伐。原因很简单：人们伐树的依据是于自己是否有利用价值。

欧阳修受庄子的影响，不少文章中透露出融化庄子著作的痕迹，但对庄子“以无用处无用”的思想以及“才者死不才者生”的说法却有着不同的观点。《伐树记》一文便是如此。

其实，如樗树、栎树也好，如桂树、漆树乃至杏树也罢，有大地的存在，就有树生存的地方。有用之材不一定比无用之材幸运。纵然如此，怨天尤人也奈何不得。首要的是能选择环境，落籽落对了地方，便是幸运；落错了地方，便是厄运。其次，当努力去改变环境，让树植根大地价值远远胜过其被砍伐作为他用的价值。选择环境和改变环境，树不能如此，但人能如此。这都是构成人与树的异同之处。

庄子的咏叹，流露出许多的无奈。他所着眼的，是生存中的诸多问题，而不是生存价值的问题。在他的心目中，也许自己就如那桂树、漆树，为了避免“伤夭”，他只能逃避。庄子虽然乐于去做消遥游，但在今人看来，仍是一种自我封闭。庄子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时刻保持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以庄子的智慧，究竟哪里是他最佳生存的环境？

老子、庄子甚至陶潜，如果他们仅仅如桂树、漆树，只有深山老林、人迹罕至的地方才是他们最好的去处。他们如树终其天年，尚能让人闻到质地的清香。可是其他如桂树、漆树逃离人们视野的人，虽也可以终其天年，然而就其生存价值而言，与樗树、栎树又有什么两样？

欧阳修作《伐树记》，可谓深谙环境与人之间的道理，他最终也未充分寻求到既能适宜的生存，又能体现价值的生存之路。在那个时代，客观条件决定之后，这必将是一个难以找到答案的问题。

我们所处的时代与过去的时代相比，环境已经迥然不同。尽管如此，道理没变。所有感到怀才不遇的人，其悲剧往往在于没有突破环境困惑的作为或者能力。在现实社会，突破困惑的曙光正在我们的前面。忽视了这个着力点，就会重蹈古人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