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誉陶渊明，若个记得送酒王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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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枯木

提起诗人陶渊明，而今可谓妇孺皆知。作为古代最为知名的诗人之一，高风亮节，不为五斗米折腰，高唱《归去来兮辞》而归；安贫乐道，性情自然，赋《五柳先生传》以自嘲；志向远大，崇尚美好，《桃花源记》成理想家园；质朴纯真，嗜酒爱菊，《饮酒》、《归园田居》开山立派，因而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和“田园诗派之鼻祖”，永远被人缅怀。

关于陶渊明的传记，在《南史》、《宋书》、《晋书》、《昭明文选》中皆有记载，大致相同，又各有差异，不过其中都提到一位对陶渊明照顾有加的人物，那就是在陶渊明穷困潦倒的时候，江州（江西九江）刺史王弘多次送酒米资助，其中以《晋书》记载最为详细。

据《晋书·列传·第六十四·陶潜传》记载，王弘任职江州刺史的时候，非常钦佩陶渊明的人品和诗赋，于是亲自前往拜访，陶渊明则称疾不见。王弘便令人在打听陶渊明的行迹，听说其准备去庐山游玩，便让陶渊明的老朋友庞通之等人在半道携酒相候，陶渊明嗜酒如命，见到酒后就在野亭欣然开饮，完全忘记去庐山的事。

酒酣之时，王弘出来与陶渊明相见，二人相谈甚欢，一直喝了一整天。陶渊明没有布鞋（只有草鞋），于是王弘让人给他做鞋（潜无履，弘顾左右为之造履）。问其尺寸，陶渊明不知，也不客气，便坐在座位上伸脚让人给他量。王弘邀请陶渊明回江州，问他乘坐什么？陶渊明说：”我平时脚就有病，向来是乘坐竹轿，不过也完全能自己回去。”于是王弘便让一个门生的两个儿子一起把他抬到州府。陶渊明和王弘言谈安适自然，并不因为在州府高庭大轩而感到钦羡。后来王弘想见陶渊明，总是在山水之间等候其经过，并且在陶渊明非常穷困的时候，王弘便经常提供酒米，供给资助他。

而在南朝（宋）史学家檀道鸾编撰的《续晋阳秋》中则这样记载：“陶潜尝九月九日无酒，宅边菊丛中，摘菊盈把，坐其侧久，望见白衣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这就是“白衣送酒”典故的来历，后人用“白衣送酒”成语，说明朋友雪中送炭、随心所愿。

那么，王弘为何许人也？为何史家用“王弘送酒”来衬托陶渊明的真性情？若是对当时历史有所了解的朋友就会知道，王弘可谓鼎鼎大名，是刘宋时期开国功臣、书法家，忠心耿耿辅佐宋武帝、宋文帝两世，为“元嘉之治”盛世立下汗马功劳，位至三公，然而世人知之甚少，下面我们就其生平略作叙述。

一、建功立业，生荣死哀

王弘（379年－432年），字休元，出身名门大家琅琊王氏，曾祖为东晋宰相王导，祖父为中领军王洽，司徒王珣长子。王弘年少好学，以清悟知名，东晋会稽王司马道子辟为骠骑参军主簿，当时农业荒废，王弘建议屯田安民，颇受司马道子赏识，后提拔为咨议参军，加建威将军，领中兵等职，因父丧固辞不就。

宋武帝刘裕为镇军将军时，提拔为咨议参军，因功封为华容县五等侯，历任宁远将军、琅邪内史，尚书吏部郎中，豫章相。义熙十一年(415年)，征为太尉长史，转左长史，从刘裕北征。义熙十三年（417年），北伐前锋攻陷洛阳，刘裕派王弘回朝，要朝廷给他加九锡。义熙十四年（418年）刘裕班师彭城（今江苏徐州市），王弘领彭城太守。刘裕班师同年受封宋公，受九锡，又加王弘尚书仆射，领选。不久又迁监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

永初元年（420年），刘裕篡晋，建立刘宋，加王弘散骑常侍，更因其是佐命元勋，封华容县公。永初三年（422年）正月，王弘进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宋文帝即位，以定策安社稷，进位司空，封建安郡公；后改监为都督，进号车骑大将军，领侍中、司徒、扬州刺史等职。元嘉九年（432年）进位太保，加领中书监，同年卒于官，谥号文昭，配食宋武帝庙庭。

二、廉洁奉公，德行显著

王弘父亲王珣擅于积财，广为放债，在父亲去世后，王弘把所有的债券都一把火烧了，概不收债，并且把所有家业都交给弟弟们管理。值得一提的是，王氏兄弟都可圈可点，其中王弘最小的弟弟王昙首（同为刘宋功臣和重臣），分家时只是拿图书，其他什么也不要。当时由于国家内外忧患，因而很多人无法守丧，便被征召，然而王弘却坚持守丧，虽然多有征召，王弘一概推辞不应诏。

后来王弘在刘宋位高权重，历任藩镇以至三公，然而廉洁奉公，也不善经营，以至于去世后家无余财，故宋文帝曾下诏称：“闻王太保家便已匮乏，清约之美，同规古人。言念始终，情增凄叹。可赐钱百万，米千斛。”

三、公城子野何在？司马道子举哀

王弘为官清廉，举止得体，因而其行为礼仪以及书法文体，为当时人所依从效仿，谓为“王太保家法”。并且王弘对人不假辞色，尤其是对性格狭隘、口是心非之人更是痛加诘责。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王弘年少的时候，曾经在一位叫做公城子野的家里赌博（摴蒱）。等到当权后，有人前来求官，此人因为曾经赌博获罪，王弘诘责说：“听说您不是擅于樗蒲，那么要俸禄干什么？”，没想到此人也不是善茬，回答道：“请问公城子野如今何在？”意思是即便是赌博再好也没有当官好，这让王弘沉默半天无法回答（当然也没有给他官职）。

不过，王弘还有一个品德值得称赞，那就是讲究情义。王弘在东晋时期入仕时，受到东晋会稽王司马道子赏识，多有提拔。在后来东晋权臣桓玄造反时，抓捕杀害司马道子，但是群臣都怕引火上身，不敢送别。然而王弘当时还是守丧期间，却跪在道边，哭送司马道子，不惧生死，得到当时人称许，从而声誉显着。

四、弹劾诗人谢灵运，安抚斥责并举

刘宋时期，在宋武帝的革新下，使得很多寒门庶民因军功升迁并被重任，从而削弱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不过门阀士族依然隆兴。比如当时著名的诗人，山水诗派鼻祖谢灵运，就是著名的谢氏家族东晋大臣谢玄的孙子，袭爵康乐县公。谢灵运才华横溢，却行为乖张，军人桂兴奸淫了谢灵运的嬖妾，谢灵运就把桂兴杀掉，沉尸江中。然而御史中丞王准之没有弹劾，于是王弘上奏，宋武帝下旨：“端右（官职，尚书令）肃正风轨，诚副所期，自今以为永制。”把谢灵运予免官。

王弘不但严格执法，而且不拉帮结派，不居功自傲，据《宋史》记载，王弘在长官官员升迁的时候，每当要提拔某人时，必须先严厉斥责，然后予以提拔；然而若是对官员欢颜笑语时，那么这个人肯定不会被升迁。当时人问王弘为何如此不同态度时，王弘回答道：“王爵既加于人，又相抚劳，便成与主分功，此所谓奸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绝官叙之分，既无以为惠，又不微借颜色，即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

王弘的意思是提拔官员，这本来是君主的恩泽，若是贪功自居，就是以奸事君；而没有提拔的，倘若再对之严厉，那么很可能形成怨恨，不利于人员管理和工作开展，这也是王弘不愿意见到的结果。从这点可以看出，王弘非常懂得管理和安抚人心，因而赢得了广大官吏的敬重。

五、体贴民情，从严治吏，为元嘉之治立下汗马功劳

王弘历任刘宋三朝，忠心耿耿，为官清明。宋武帝时期，存在士庶同罪不同罚的现象，当时刑法规定：“监守自盗五疋布、普通盗窃四十疋布都要被处死”，然而由于士族经常上诉，依靠家族势力进行干预，并且有士族犯罪，让奴仆（庶民）顶罪的现象非常严重，以至于若是放宽处罚，则律法如同摆设；若是严格执行，又有很多无辜奴仆受罪。针对这种现象，王弘提出一视同仁，并且适当放宽罪责，提议“监守自盗十疋布、普通盗窃五十疋布处死，四十疋布以下则发配做兵役。”

王弘认为，庶人小吏偷窃可能只是无知而一时贪心，或由于轻怠而犯错，所以将稍稍提升赃物数量以宽饶其命；但作为高官的士人以身犯法，知法犯法，谋取私利，偷了五疋才判死则已经是很宽大了，不必怜悯。提议对官员予以严惩，不允许赎罪和降职谪免。在同众多大臣激烈争论下，王弘坚持己见，并得到宋武帝的支持，予以执行。这下为清理吏治扫清了道路，从而刮起刘宋时期的“反贪风暴”，为“元嘉之治”打下基础。

在宋文帝时期，王弘体贴民情，针对当时规定百姓“十三岁服半役，十六岁服全役”的制度提出异议，认为当时四方无事，且平民苦于力役，因而都想办法逃窜避免服役。建议将半丁年龄升至十五及十六，全丁年龄升至十七。宋文帝都同意王弘的建议，从而减轻了百姓负担，使得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经济迅速繁荣。

六、元嘉之治，辅佐之功

刘宋时期，在宋武帝和宋文帝的主导下，王弘等大臣忠心耿耿，从严治吏，关注民瘼，政治较为清明，并推行诸多繁荣经济文化的政策，从而使得当时人民在短期内经济恢复，生活稳定，政治、经济、文化均得到较大的发展，从而造就了元嘉之治，开创了魏晋以来最好的社会局面。

当时涌现了诸多对后世影响颇深的名人大家，诸如陶渊明、谢灵运、刘义庆、鲍照、裴松之、范晔、颜延之、祖冲之、何承天、陆探微等都活跃在这个时代，建康文学史论在这一时期发展到巅峰，《世说新语》、《后汉书》、《三国志注》等旷世名著诞生于这一时期，虽然归功于宋武帝和宋文帝，然而王弘也算有巨大贡献的著名大臣之一。

2020/11/4榆木斋

参考资料：

《南史·卷十九·列传第九·谢灵运传》

《南史·卷二十一·列传第十一王弘传》

《南史·卷二十二·列传第十二王昙首》

《南史·卷七十五·列传第六十五隐逸上·陶潜传》

《续晋阳秋》

《宋书·列传·卷九十三·陶潜传》

《宋书·列传·卷四十二·王弘传》

《昭明文选·陶渊明传》

《晋书·列传·第六十四·陶潜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