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什么是春秋笔法

所谓“春秋”本指古人对西周、春秋时期史书的一般称呼。而“春秋笔法”，也称春秋笔削或“春秋书法”，又称微言大义。顾名思义，它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法和技巧，或者说一种使用语言的艺术。

简言之，就是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相传是孔子在修订鲁国史书《春秋》记述历史时首创的一种文章写法。指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即不是通过议论性文辞表达出自己的态度，而是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例如词汇的选取）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主观思想倾向和看法。

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必寓褒贬，并撰写了专门的著作以解释《春秋》 的内在涵义，特别是其中涉及礼的一些细节。后因以称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文字为“春秋笔法”，这种作法被中国古代的传统所褒扬。

春秋笔法与其说是一种写作方法，倒不如说是一门语言艺术，因孔子写《春秋》时首次使用而得名。

这种写作方法的特点是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不直接在文中作判断。

孔子编纂《春秋》时，对于当时那些重大的、不好定论的史实，往往欲言又止，采取讳而不言的态度。

即不明记其事，只以三言两语，作蜻蜓点水的提示，然后让读者自己体味；有时则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或对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公羊传》认为孔子有其明确的原则，即：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孔子的这种“春秋笔法”后来被广泛应用于中国的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

孔子并非史官却作一部史书流传后世，确实是有着“微言大义”的心思，他的目的是借历史表达自己的思想。甚至许多经学家认为：《春秋》每用一字，必寓褒贬。

孔子的忘年交史学家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微言大义”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

意思是：《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密而意思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够编写？

其实春秋笔法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因着孔老人家的创新，很多史料得以传承，不少文学作品也变得有滋有味。

在汉代今古文经之争中，今文经学尤其推崇“微言隐义”和“微言文”。

特别是现今随着古代青铜器物和简牍文书的大量出土（现）和深入研究，“微言隐义”、“微言文”更显突出。对此吉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李松儒在《清华简[治政之道][治邦之道]中的“隐秘文字”及其作用》一文中，称之为“隐秘文字”。并进一步阐释为- —

“古书中的‘隐秘文字’是指竹简上显现出的，除文本内容以外的其它文字信息，如反印文、刮削未净遗留下的字迹，以及简首或简尾端书写的，看似与正文无关的文字等，这些文字绝大多数不易识别，常常未被古文字研究者发现。但它作为书手书写活动的一部分是非常重视的。尤其这些‘隐秘文字’常常能揭示出除文本内容之外更丰富的信息。”

与其不同的是，上文是指文字字迹本身，而我这里是指文本文意之外的隐喻隐义。即微言文或微言隐义。

汉字可以分为三个形态，也是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微言文”、“文言文”、“白话文”。

微言文最显著的特征是一字一词多义，不同场合、不同地点、不同范围均有不同的意义。既包括生前政治政事执政道德教化意义，也包括逝后宗教谶纬占卜隐含意义；

既包括军事意义，也包括天文星宿意义，甚至包括正反互逆的双重意义，因而产生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阐释，从而形成岐义。

故而需要专门作《传》去解释《经》（原文原字原词）之原文。甚至解《经》之《传》比《经》还要复杂、费力、冗长。譬如《周易》之《易传》比《易经》长得多，而且后人仍然不断地进行“解经”，更使后人能够较为容易地读懂《周易》。

春秋笔法的实质就是文约辞微，隐义藏用，文笔简练，言词含蓄，寓意深刻。常包含褒意和贬义于一词一字之中，有的明褒而暗贬，有的明贬暗褒，有的有褒有贬，褒贬互用。

即用最简洁的、表面上很平淡的、不带个人好恶的、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文字，寥寥几笔，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做出评价和结论；然而其讳深之意绵长。

正如《易.系辞下》所言：“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正义》云：“其旨远，近道此事，远明彼事，是其旨意深远。其辞文者，不直言所论之事，乃以义理明之，是其辞文饰也。”

孟子解说：“春秋笔法”：“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或如《三字经》所言：“寓褒贬，别善恶”等微言大义。

孔子 画像

其出处为《史记.儒林列传》云：“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以辞微而指（旨）博，后世学者多录焉。”

《史记·孔子世家》亦说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汉书.艺文志》云：“昔仲尼没而微言绝。”李奇曰：「隐微不显之言也。」师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

据说孔子在司寇职位上审理诉讼案件时，判词若有可以和别人共同商量的地方，就不独自决定判词。至于撰作《春秋》，他认为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即使是子夏之流的高足弟子也不能建议一字一句。

弟子们听孔子授讲《春秋》时，孔子说：“后代了解我凭的是这部《春秋》，而怪罪我也凭的是这部《春秋》。”（史家讲求秉笔直书，但孔子却利用不太明显的字眼等隐讳的写法，暗暗将自己的主观看法加入其中，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后世对此有褒有贬。）

子夏，孔子弟子。以才思敏捷，文学著称。所以，孔子经常跟子夏探讨文学创作。孔子身后，大多儒家经典是由子夏传下的。但就写《春秋》而言，孔子是不肯让子夏发表意见的。

例句用法：春秋笔法运用中较知名的诸如三个表示杀的动词：杀、弑、诛，其实各有深层含义。杀指无罪而杀，弑指以下犯上，诛则指有罪、有理而杀。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八》中魏惠王问关于周武王讨伐商纣之事：“臣弑其君可乎？”指武王是以臣子身份起兵推翻杀死了纣王。孟子回答：损害仁义之人，只不过是个“一夫”（即无道寡助的匹夫、独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我只知道诛除了一个叫纣的有罪之人，却没有听说过这是以下犯上的弑君。）

又如，《春秋.庄公十年》云：“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荆即楚国。

《春秋》不直说“楚”，以显现出鄙夷之情。“楚”是南蛮之国，孔子视为夷狄。“莘即今山东西部莘县，属蔡国，蔡是华夏国家。“献舞”是蔡侯的名字。”

《春秋公羊传》在说到这件事时，说：“曷为不言其获？不与夷狄之获中国也。”----那意思就是说，堂堂的中国华夏民族，文明先进，却被看来落后的夷狄少数民族楚国打败俘虏，那是多么丢人的事啊！

02 古代春秋笔法的历史背景

古人作史时，尤其是孔子编写《春秋》时，如《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鲁春秋》等。对各国事件寄予了很深的意义，旨在尊承周朝的礼乐制度，阐发仁德礼治的大道，往往还参杂一些个人情感，在记事过程中，寓褒贬于字里行间。后人称这种笔法为“春秋笔法”。尤其是私史或个人谥号、诔碑、墓志铭等更是如此。

《春秋》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按年记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间（前722～前481或前479）的历史大事。

其纪年依据鲁国，记述范围却遍及当时整个中国。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

由于古代西汉以前没有纸质文书（即使有少量用纸，仍未遍行），都是用铜刀凿锥锯锛等工具将文字刻在竹简上，又有所谓“春秋笔法”的限制，所以文字非常简略。

如整部《春秋》记载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14年（前481年），计242年各诸侯国的历史，所用文字才一万八千多字，平均每年不到80个字，每月不到7个字。

每年记事最多不过二十来条，最少的只有两条；最长的条文不过四十余字，最短的仅一二字。

《春秋》虽然简短，却记载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从而赋与史官的口头讲述以信史价值，这已是史学发展上的巨大进步。然而由于《春秋》叙事过简，亦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报”。

以上的论述只是关于《春秋》的皮毛叙述而已，殊不知，《春秋》正因为简短，所以用词颇费斟酌。很“艺术”地体现了微言大义，形成了后世所谓的“春秋笔法”，是孔门治学的圣经。

子夏乃治《春秋》的高手，然而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可见春秋文字的精练。

《春秋》简朴的文字背后深藏着艰深的隐痛和博大的胸襟，庸常之人难以窥见。

《史记孔子世家》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新〗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为何后世知在焉，罪亦在焉者？”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然而到了西周末年，奠基着华夏先民信仰人心的巨大基石：礼乐制度已经倾圮。

所谓“礼崩乐坏”是也。利欲熏心的权势者深信赋予其权力的乃是其心中不可遏制的权力意志。诸侯挟持天子，大夫放逐诸侯，家臣反叛大夫——所有的人都在疯狂地追逐着权力，又都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丧失了权力。“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弑君亡国的惨祸一再地发生，前事预言着后事，遗憾的是醉生梦死的“乱臣贼子”们永远在重蹈着前驱的覆辙。不修《春秋》依周史旧例必定同时记录当时的祥瑞和灾异，而《春秋》除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外只有灾异的记录。盖因真正授予“国命”的乃是生生不息的“仁”。在其眼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有的只是灾异，这“灾异”正是它向世人发出的谴告。

当时年迈的孔子与其弟子驾着车乘奔走列国，栖栖惶惶、席不暇暖，为灾难深重的人类探寻新的道路——“人”终于清醒地意识到需要凭籍其自作主宰的意志把握自身的命运。这是一个永远为后人所铭记的伟大的时刻，文明的历史由此开始了新的纪元。

然而，从前四九七年去鲁至前四八四年归国，孔子携其弟子在外奔波十三年，“干（追寻、拜访）七十余君，莫能用。”当时的世界正醉心于疯狂的权力斗争，没有人愿意坐下来倾听一位“不识时务”的老人的理想和志向——他的伟大也正在于他所生活的时代还不足以理解他的伟大。而他所能报答主宰的就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发愤工作，为其发起的儒学运动撰写了一篇纲领性文件，此即儒家之“经王”——《春秋》 。在这部书中，为人类的福祉奉献了毕生精力的孔子为他所眷恋的世界留下了最后的遗言。

《春秋》 “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是孔子在一生的政治活动失败之后为后世的政治家写的一本布道的书，其中蕴涵中国道统的精义——只有当思想家成为政治家的导师，学术凌驾政治成为第一权力中心的时候，人类才能克服深深植根于下腹部的弱点，进而从主宰那里争得最大限度的自由。“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

在孔子编订的六艺之中，《诗》、《书》、《礼》、《乐》属于殷周文明之旧典，《大易》、《春秋》则代表了“仁”与理性时代的“人”订立的新约。《易》原为备于王宫的三代卜巫之书，由孔子之《易传》而获得全新的内涵，形成与《春秋》“外王”之学相配套的“内圣”工夫。

与《易》教相应的《春秋》教最重“华夷之辩”。“华夷之辨”不在种族血统而在文化理想之有无——自觉地恪守崇高的理想并以之为向导努力超脱自然法则的国家或民族为“中国”；反之，放纵本能、唯利是逐，将其命运拱手交给“上帝之手”的国家或民族为“夷狄”。

一个人要先立乎其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要先立乎其大——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正因其立志要成为“中国”。它永远将崇高的文化理想视为指导国家行为的指南针，高尚其志，逐步带动尚未开化的“夷狄”走上“仁”所指引的道路——所谓“齐一变至鲁，鲁一变至道。”

03 汉代及以降今文经学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作为中国历史叙述的一种方法、技巧和传统，尤其被中国东西两汉时代的今文经学家所推崇和褒扬。后世作者为了阐述孔子的思想，撰写了专门的著作以解释《春秋》的内在涵义，特别是其中涉及礼的一些细节。

春秋笔法以合乎《礼》作为标准，既包括隐晦事实真相，据事直书的一面，也包括“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曲笔的一面。

孔夫子写书的目的，本是要把那些他看不惯的人及行为，记入青史的；但是人总是有缺点的，连孔夫子所尊敬的人和他的亲人、贤者也不例外，竟也有使人看不惯的行为出现，如果孔夫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些看不惯的行为，一股脑儿写进去了，那么人家一看到这些，那么对“所尊敬的人”、对“亲人”和“贤者”的敬意，也就大打了折扣。

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曾阐述“春秋笔法”的含义，更是惯用“春秋笔法”的高手。

《史记.司马相如传》云：“太史公曰：‘《春秋》推非至隐，《易》本隐之以显。’”

《集解》韦昭曰：“推见事至于隐讳，谓若晋义召天子，经言‘狩河阳’之属。……《易》 本隐微妙，出为人事乃显著也。”

《索隐》李奇曰：“隐，犹微也。言其义彰而文微，若隐公见弑，而经不书，讳之”也。虞喜《志林》曰：“

《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见以至隐也。《易》以天道接人事，是本隐以明显也。”

西汉扬雄《法言.寡见》云：“说理者，莫辩乎春秋。一字见议谓春秋，一字以褒贬。”

《书记》云：“随事立体，贵乎精要，意少一字则义缺，句长一言则辞妨。”

东晋经学家范宁《春秋谷梁传序》云：“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

《文心雕龙.史传》云：“褒见一字，贵踰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

《征圣》云：“文成规矩，思合符契；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贬。……四象精义以曲隐，五例微辞以婉晦，此隐义以藏用也。……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

又《宗经》云：“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昨旧，余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

正如《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所言：“愚以为凡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然此尚非浅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贬邪！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齐太史氏兄弟几尽，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记》刑诛，班固瘐死，陈寿起又废，卒亦无所至，王隐谤退死家，习凿齿无一足，崔浩、范晔赤诛，魏收夭绝，宋孝王诛死，足下所称吴兢，亦不闻身贵而今其后有闻也。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

唐有天下二百年矣，圣君贤相相踵，其余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后者，不可胜数，岂一人卒卒能纪而传之邪！……且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诺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万世乎！若无鬼神，岂可不自心惭愧；若有鬼神，将不福人；仆虽騃廲知自爱，实不敢率尔为也。”

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云：“ 《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一言。……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汙，五曰惩恶劝善。”

明杨臣铮《幼学琼林.文事》云：“荣于华衮，乃春秋一字之褒；严于斧钺，乃春秋一字之贬。”或曰“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

宋欧阳修组织编修的《新唐书》、《新五代史》大量运用春秋笔法。钱大昕云：“

《春秋》，褒贬善恶之书也。”清代袁守定在《占毕丛谈》中说 ：“文章之道，遭际兴会，摅发性灵，生于临文之顷者也。然须平日餐经馈史，霍然有怀，对景感物，旷然有会，尝有欲吐之言，难遏之意，然后拈题沘笔，忽忽相遭，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昌黎所谓有诸其中是也。舍是虽刓精竭虑，不能首其胸之所本无，犹探珠于渊而渊本无珠，探玉于山而山本无玉，虽竭渊夷山以求之，无益也。”

因此，对于古代的铜器铭文意义解释，尤其是一字（词）多义、隐义隐事等“春秋笔法”，我们不如从汉代主要文献，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中世（唐代）古人为之作注解、训诂的《集解》、《索隐》、《正义》等文献及类比中，寻找其答案。

04 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

自从春秋时代孔子教学以经授徒以后，五经成为后代儒生必读的经典古籍。然而这些经书，最迟从战国时代开始，由于流传的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因而传本文字也有所不同；

又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很多古代文献付之一炬，加上不同时代环境的变迁和各地语言文字的差异，传世的经典文献和后来出土的版本文字资料，难免因形体不同，繁简不一，使得经师和儒生在讲授解释时，各有不同的主张，因而造成经义理解上的歧异，和思想倾向上的对立。

到了西汉时代，经学就有了今文经与古文经之分。今文经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抄写的，古文经则是用秦汉以前的古文字写成。

虽然同样是先秦儒家留传下来的经典文献，但在经师和儒生心目中，前者大都出自西汉初年宿学名儒的口耳相传，像《今文尚书》《诗经 三家诗》《公羊传》《仪礼》等书，都属于今文经；

后者则是西汉景帝以后孔壁出土或民间呈献的古籍，像《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左传）》《周官（周礼）》《古文孝经》等等，都属于古文经。

今文经学者以为经书讲的是经世济民之学，可由三纲五常推衍到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甚至可藉阴阳五行之说来推究政治得失及天人之道。

他们重视的是阐发经文中的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者则是把这些经籍视为历史文献，主要做为授徒讲学之用，注重的是文字训诂，首先要求把经文解释清楚。因为重点不同，师承不同，于是逐渐分成两大学派，造成汉代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的门户之争。

在汉代今、古文学派长期的对立斗争中，起先壁垒分明，各不相让：在政治上，今文学派配合时务，关心世事，古文学派则主张复古，专心学术，趋于保守；

在思想上，今文学派倡言阴阳五行，以谶纬图书附会政治人事，古文学派则讲究典章制度，论政亦悉依古圣先王；在学术上，今文学派喜就经文以阐发微言大义，古文学派则多按字面以训解经文本义。演变到后来，不论是今文学派或古文学派，学者多株守一经，家有家法，师有师法，陈陈相因，牢不可破矣。起码在西汉末年已是如此。

西汉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由于帝王的提倡和公卿的好尚，设科射策，劝以官禄，今文经学非常昌盛，很多今文学派的学者受到重用，有的立为博士，而古文经学则多止流行于民间。

可是这种风气，到了王莽当政，或者说到了东汉以后，却有所改变。不但兼通数经的学者愈来愈多，而且兼采今、古文经的风气，也逐渐兴盛起来。

理论上，学校里传授的是今文经，社会上通行的是隶书，但实际上，西汉以降，今文经学者鬯（畅）言微言大义的结果，难免假托圣人之言，求之过深，往往凿空而谈，因而流弊丛生。

例如有人解释《尚书》中“尧典”二字或“曰若稽古”四字，可以多达数万字以上，烦言碎辞，令人厌烦。因而到了东汉以后，大约从和帝、章帝到安帝数十年间，经学界起了反动，兴起了新风潮，这也正是许慎学术上从成长到成熟的时期。

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直至东汉末年而未息。兼采今古文经而编纂《说文解字》的许慎，就生活在这个时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