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正腔圆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成语，它常用于形容一个人说话字音准确、腔调圆润。最近再提到这个词，我想到的却不是讲话或曲艺的发音问题，而是那篇传播甚广的《播音员主持人请注意，这些字词的拼音被改了》。

文章的核心内容是：以往经常被国人读错的一些汉字发音，在得到权威部门的调研与确认后，被编进了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2016.9），并取代了原本的读音，成为了今后的汉语教学与社会生活所应参照的选项。

而那些被读错的发音，有些属于古诗文中常见的古音，如“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的“斜”，发音就由“xiá”改成了“xié”；另一些则属于今人纯粹的误读，如“箪食壶浆”的“食”，发音就由“sì”改成了“shí”。

关于这次汉字发音的修订，支持的人表示，古音不是古物，并非动不得；反对的人则认为，流传许久的读音不宜一刀切地修改，决策者要充分考虑社会心理。

在这两种观点里，我更倾向于后一种。在我看来，上述案例里的改法均是有待商榷的，前者会严重影响押韵，后者则有迁就错误的嫌疑。

实际上，与这篇文章相似的网文，去年就已经出现过。此番再次传播，效果不降反升，依旧造成广泛讨论。一碗“冷饭”能炒出如此新意，可见它的“料”牵动着普罗大众的神经。

一部分评论文章认为，这些误读发音的成功上位，会影响很多人业已形成的职业习惯，比如作家、文学编辑、教师、播音员、主持人、演员等等，先前越是注重文字细节的，如今越会陷入挣扎与困惑。

事关语言的改动，的确牵一发而动全身，试想：一位老师在日常教学中刚刚将学生的错误发音纠正，然后便被告知，某些字音由于读错的人太多，干脆将错就错，他再将正确的读音教给学生，反倒成了错误。这的确很意外，但丝毫不惊喜。

以上场景，恐怕已经不是预言，而是现实。

在我看来，将这些屡被读错的发言确认为标准发音，不仅仅影响了狭义的教学工作，更会波及整个社会的汉语传播；不仅仅是左右了学生在试卷上的作答，更是决定了从今往后的文化风气。

我们每个以汉语为母语的人，都有必要想一想，坚持发音与修订发音，到底哪个才是真正守护了汉字文化？顺应时代发展当然是必要的，但顺应时代并不意味着必然背离传统。传统与现代，并非是天然的反义词，它们不仅应当和谐共处，它们本也能够融洽共存。

事到如今，并非是绝大多数国民都认为，传统文化里的古音是繁文缛节，读半边字与误读也根本无所谓，只是因为纠正错误可能要花上一些时间成本，仅此而已。

在这个问题上，作家叶三表达了她的意见：

“说到字词读音修改和‘的地得’混用，我的想法是，一味将错就错，得过且过，不去探究‘所以然’和深层意义，我们必将，也正在丧失所有微妙的、细腻的、具有不同个性的表达。这些表达本身正在被粗暴省力的流行词代替，与之一同消失的是表达背后微妙细腻的个体感受。而那正是生而为人和乐而为人的特征。”

至于什么叫“发展的眼光”，一言蔽之即为“不折腾”。中国文字有象形、形声、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六项造字原则，在上古的卜辞文字时代便已形成规律。从语言的统一规范来看，“从古不从今”的原则无疑更为合理。

今天的教育工作者们，看似是要花上一些时间去告诉更多的人，曹子建《白马篇》那句“借问谁家子，幽并（并，并州，太原古称）游侠儿”的“并”，音为“bīng”而非“bìng”。但这个过程也总好过——很多年之后，被读错的正音遭遇了拨乱反正，恢复了身份，再令大家去背诵。

我们应当警惕的是文化生活中那种屈就庸俗的倾向。再小的一件事，它的是非曲直，也应遵循它本来的逻辑，不应无条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标准去判断。

十年前有部电视剧叫《铁齿铜牙纪晓岚》，它的主人公是清代学者纪昀，纪昀这两个字音为“jǐ yún”,“纪”这个字在姓氏中音是上“shǎng”声（第三声），而不是去声（第四声）。但由于演员们集体把“jǐ”读成了“jì”，这部电视剧又风靡一时，使得现如今人们提到纪昀的名字，往往都是念错的。

常言道“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也体现在这些小处。小处不留神，早晚犯大错，且越不留神，越要犯贻笑大方之错。

类似的错误读音，在当代人的语言习惯中不胜枚举，如“扛鼎之人”的“扛”，“gāng”常被误读为“káng”；“重创敌人”的“创”，“chuāng”常被误读为“chuàng”；“从九品”的“从”，“zòng”常被误读为“cóng”。

这些发音客观上被读错，当然与我们语文教育工作的不足有关，但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学校学习本就是知识学习的很小一部分，它绝不能代替终生学习。

对任何学科、任何知识，想要接近它皮毛背后的“精准”，必须自己额外去钻研。有钻研精神的人少，大多数人对他们所学之物的认知，随着他们有纸张认证的求学生涯的中断，便基本陷于停滞。在2016年的一篇随笔中，我写过这样的文字：

“这种停滞的害处在于，这边是井底蛙眼中的天空极限。眼外便不再有天空，若井上是雾霾，那天空便从此与蓝色失联。”

所以，不能把锅全部推给学校与教师，即便读错母语发音情有可原，事后也应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在相当一部分人那里，他们读错发音的根源在于他们不重视传统文化，试问，我们应当为这些不重视文化和知识的懒惰者去修改文化和知识吗？即便我们能帮助他们在此一时不至于“继续犯错”，也断然无法估量他们的下限假以时日会掉到何等深渊里。

再来谈谈我自己的例子。

记得有次我与编辑商量，我文章中偶尔出现的生僻字，其实不应当标注读音。细心的编辑不解，我给出了这样的解释：读者如果不认识，自己去查，反而多认识了一个字。加上读音后，读者瞥一眼就知道怎么念，有可能就不想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反而阻碍了求知。

比如“匕鬯不惊”的“鬯”，看书的时候偶然看到，因为不会念音，就更谈不上对字与词的理解。查了之后才知道，匕和鬯都是古代宗庙的祭祀用物，这个成语被用来形容军纪严明，所到之处百姓安居、宗庙祭祀都能照常进行。后来又知道了一位中国作家叫刘以鬯，这个字不仅会念了，也彻底记住了。

另一个例子，则是我写作想到一个字，但既忘了读音，又忘了写法，只大致记得它与兵乱有关，组成部分有“火”字。我去问了一位深谙此道、文（经史子集）武（内外拳术）兼修的朋友，只是描述了一个大概，他便告诉我那个字为“燹”。

这类熟稔古音、生僻字与传统文化的人，如今虽是国人中的极少数，但是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我们这些“大多数”才能时刻察觉自己的不足，而非心安理得地沉浸在夜郎自大的积淀自许中，终日夸夸其谈、不可自拔。

胡适之说过，看过的书越多，就越觉得自己浅薄，我想正确发音的必要亦同此理。如果所有被读错的音节不再重要，那么后面不再重要的，一定不止是音节。

虽然庄子认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然而，高尚的理想之所以有价值，不在于它能在真实的人生中完全实现，而在于有此理想，人间秩序的境界得以提升。

至于说坚持原音是否有做鲁迅笔下孔乙己的嫌疑，我认为是不存在的。认为“异读之音完全可以去大学中文系再去学”的评论者，他们强调的是“专业”，而我更看重的是“公共”。

专业与公共，同样不矛盾，不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还能相得益彰，但这只是理论层面的。实际层面呢，大家想一想，今天有那么多人把读音读错，是专业的部分没做好还是公共的部分没做好？毫无疑问，大学里多的是“擅使茴香豆四种写法”的教授们，但他们的研究与社会基本不产生任何连接，他们的资质与威望也不再由广泛的有教养的读者通过反馈和关注而授予。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的文化生活欠缺的不是专业，而是公共。

中国还有一个成语，叫文以载（zài）道，如果连文字的读音都“自身难保”了，“载道”便愈发有成为伪命题的趋势。我相信，文以载道同样需要全社会的合力，它不只是文人的事、专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