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冕与杨维桢、陈洪绶并称为“诸暨三贤”，他所绘的梅花最受后世所看重，其独特的绘画方式也对后世产生着很大影响。寿勤泽先生在其点校的《王冕集》前言中总结道：“他所画的《墨梅图》，骨格清奇，神韵秀逸，令人叹赏不已，对明清画坛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明代画梅高手刘世儒、陈宪章、王谦、盛行之都是他的衣钵传人。在他的影响下，徐渭开创并发展了大写意画的新画风。清代的扬州八怪，如罗聘、金农、李方膺、汪士禛等人都深受他的影响，如金农学他的千花万蕊，罗聘学他的圈白头花，李方膺学他的水墨淋漓，各有创获，从而丰富与发展了民族绘画艺术。”

虽然王冕在梅花的绘画技巧方面有着如此深远的影响力，但他却并不是这类绘画题材的创始人。正如魏骥在《书〈竹斋先生诗集〉后》中的所言：“予又闻之，先生善写梅，自成一家，其法则出入扬无咎。”在这里魏骥也说王冕善画梅花，并且有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然而他的绘画风格却是本自扬无咎。

《墨梅图》局部一　故宫博物院藏

扬无咎乃是南宋著名的画家，在梅花技法方面颇具独创性。宋范成大在《范村梅菊谱》中说：“近世始画墨梅，江西扬补之者尤有名，其徒仿之者实繁，盖吴仲圭、王元章皆拥其法。”补之乃是扬无咎的字，范成大明确说，扬无咎以画墨梅名于世，有很多人学习他的画法，其中也包括吴镇和王冕。然而范成大是宋人，王冕为元人，他们两人之间相差一百年，范成大是如何得知一百余年后的王冕学习了扬无咎的画梅方法？这显然在时间上难以吻合，由此而推论起来，《范村梅菊谱》中记载王冕画梅之事，乃是后世增添的内容。

清代的金农在《冬心先生画梅题记》中也有这样一段说法：“扬补之甥汤叔雅，宋开禧间与弟叔用皆工墨梅，各出新意，谓之倒晕花枝。时有茅进士汝元亦擅名当世。叔雅画梅，曾见于吾乡梁少师芗林家，不愧逃禅叟（扬补之）。而叔用及汝元之疏枝瘦萼未尝睹者。”可知扬无咎所画梅花确实对后世有较大影响，以至于他的外甥等都开始学画墨梅。然而，扬无咎的墨梅虽然很有名气，皇帝却并不欣赏，比如宋徽宗就不喜欢扬无咎墨梅中所表现出的“逸气”，因为这种画法与当时的宫廷画梅方式相去甚远，所以宋徽宗嘲笑扬无咎所画墨梅为“村梅”。看来在宋徽宗眼中，杨无咎的梅花没有一丝的高雅，看上去像个村姑。

《墨梅图》局部二 故宫博物院藏

哪怕是饥笑之语，既然是出处自皇帝，那就是金口玉言，扬无咎索性以此来作为招牌，将自己所画梅花称为“奉敕村梅”。然而墨梅也不是扬无咎所创，因为第一次以墨画梅者乃是北宋的释仲仁。吴太素在《松斋梅谱》中称：“以墨写梅，自宋华光仲仁起。”《图绘宝鉴》中也记载仲仁“以墨晕作梅，如花影然，别成一家。”而赵孟頫也明确地说：“世之论墨梅者，皆以华光为称首。”

看来，释仲仁才是以墨画梅的创始人。如此推论起来，仲仁创造了墨梅，而后扬无咎继承他的画法，并且有所发扬光大，此后王冕在扬无咎的基础之上，又有所创新，最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画梅风格。清朱方蔼在《画梅题记》中称：“宋人画梅，大都疏枝浅蕊，至元煮石山农始易以繁花，千丛万簇，倍觉风神绰约，珠胎隐现，为此花别开生面。”这里所说的煮石山农就是王冕的号。

朱方蔼的这段话说得很明确，宋人的梅花画面大都很疏朗，到了王冕这里，他一改这种风格，将梅花画成了繁花似锦的局面。而在具体笔法上，吕雪在《只留清气满乾坤——元代画家王冕的墨梅风格渊源探析》一文中亦称：“他首创‘密梅’画法，即枝叶繁密之梅，花瓣以淡墨轻染，仅花蕊处重加墨点，用笔简练，风格清绝，使画意空灵萧散。”

王冕《南枝春早图》绢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王冕的画梅方式被后世称为“密梅”，对于密梅的画法，吕雪在文中又称：“他又创‘以胭脂作没骨体’。胭脂是一种红色颜料，‘没骨体’则是写意画的技法之一，自南梁张僧繇始用，不用墨，直以彩色图之，这样画的梅花，巧夺天工、光彩照人。”原来王冕在画墨梅之外，也同样画红梅，其画红梅的方式，不是用墨勾边，而是直接以红色颜料来画梅花瓣。对于他的这两种画法，明代姚淛在《雪湖梅谱》中写了这样一首诗：

画梅用墨不用色，华光从来有笔力。

纷纷作者俱不同，貌得仙葩似荆棘。

补之叔雅师此老，各占花枝互有得。

前元博士柯九思，爱将脂粉染梅枝。

王家元章传墨法，雪月风烟种种奇。

后世对王冕的熟悉，大多是本自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这部小说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该书第一回的回目是《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由回目可知第一回乃是《儒林外史》全书总的宗旨所在，而这第一回中所谈的故事，全部是跟王冕有关。

后世皆知，王冕是以画梅名于世，然而不知出于怎样的心思，吴敬梓在其代表作中把王冕画梅改为了画荷花，王冕何以喜欢上了画荷花，《儒林外史》是这样描绘的：

那日，正是黄梅时候，天气烦燥。王冕放牛倦了，在绿草地上坐着。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上山，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王冕看了一回，心里想道：“古人说‘人在画图中’，其实不错。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把这荷花画他几枝，也觉有趣。”又心里想道：“天下那有个学不会的事，我何不自画他几枝。”

王冕《幽谷先春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看来吴敬梓也认为王冕是位天才，因为他无师自通竟然画出了名气：“自此聚的钱不买书了，托人向城里买些胭脂铅粉之类，学画荷花。初时画得不好，画到三个月之后，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只多着一张纸，就像是湖里长的，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乡间人见画得好，也有拿钱来买的。王冕得了钱，买些好东好西孝敬母亲。一传两，两传三，诸暨一县都晓得是一个画没骨花卉的名笔，争着来买。到了十七八岁，不在秦家了。每日画几笔画，读古人的诗文，渐渐不愁衣食，母亲心里欢喜。”

王冕画荷花仅练习了三个月，就画出了名气，自此之后就不再愁衣食，也用不着替别人放牛，因为他仅靠画荷花就可以供养老母亲了。

如果吴敬梓把王冕写成画梅花来供养老母，不也一样没问题吗？他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转换呢？有人认为宋元间理学盛行天下，而周敦颐的《爱莲说》成为了理学家最为看重的文章之一，可能吴敬梓觉得把王冕由画梅花改为画荷花，更能体现出王冕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性格，因为《儒林外史》一书把王冕描绘得颇为完美，由此而衬托出以后章节中那些文人们的无行。

栎桥村村委会

从历史记载来看，王冕确实是一位有志之士，同时也是一位奇才。宋濂在《王冕传》中称：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自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而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看来王冕的确是位奇才，小的时候因为家穷上不起学，父亲让他出外放牛，他路过学校时在外面窃听学生的读书声，竟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背下一些文章，而他的专注导致时常把牛忘在了田野中，有时还放任牛去践踏别人家的庄稼，以致让人找到王家来讨说法。这一切都让王冕的父亲十分生气，但即便父亲责打王冕，王冕过一段时间后仍然会这么做，他的母亲只好劝父亲称，这个儿子既然如此痴迷，那就随他去吧。

梅花原来在墙上

王冕离开家住进了寺庙里，晚上借着长明灯来读书，荒村野庙中的那些佛像很多都面目狰狞，王冕却一点都不胆怯，正是这样的向学之心，使得当时一位叫韩性的名家将其收为弟子。宋濂在《王冕传》中接着写道：“安阳韩性闻而异之，录为弟子，学遂为通儒。性卒，门人事冕如事性。时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养。久之，母思还故里，冕买白牛，驾母车，自被古冠服随车后。乡里小儿竞遮道讪笑，冕亦笑。”

韩性对王冕悉心教导，让这位弟子成为了通儒，以至于韩性去世后，他的门人都把王冕视为老师的继承人。父亲去世后，王冕把母亲接入城中赡养，当母亲思念家乡时，王冕就穿着古人的衣冠驾着牛车送母亲回到家乡。然而不知什么原因，王冕却不愿意出外做官，宋濂写道：“著作郎李孝光欲荐之为府史，冕骂曰：‘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备奴使哉！’每居小楼上，客至，僮入报，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马上求见，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楼长啸，使者闻之惭。”

从顶棚看，建筑的时间不长久

有人推荐王冕做官，他却痛斥对方，说自己生活得很自在，为什么要到官衙里去为奴听人使唤，有时候官员来见他，他也照样拒而不见。看来王冕是坚决不与朝廷为伍。宋濂在《王冕传》中有如下说法：“北游燕都，馆秘书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荐以馆职，冕曰：‘公诚愚人哉！不满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禄仕为？’即日将南辕，会其友武林卢生死滦阳，唯两幼女、一童留燕，伥伥无所依。冕知之，不远千里走滦阳，取生遗骨，且挈二女还生家。”

这段话中的“泰不花”在《元史》中写作“泰不华”，此人做过礼部尚书，并且当过台州路达鲁花赤，可能是在这个阶段王冕与之相识，后来王冕游北京时就住在泰不花家。泰不花认为王冕满腹经纶，有意把王冕举荐给朝廷。但王冕却斥责泰不花说，你的想法太愚蠢了，过不了十年这里就会变成残垣断壁，哪有什么富贵荣华。于是他就起程返回故乡，同时还特意绕道去照看了朋友的后代。

其乐也融融

王冕为什么坚决不出仕呢？如果按照以上宋濂的说法，则是他能够看透世事，认定天下必将大乱，所以绝不踏入仕途。可是，元代徐显在《稗史集传》中所写的《王冕传》却有着另外的说法：

王冕，字元章，绍兴诸暨人也。父力农，冕为田家子。少即好学，长七尺余，仪观甚伟，须髯若神。通《春秋》诸传，尝一试进士举，不第，即焚所为文。益读古兵法，有当世大略。着高檐帽，被绿蓑衣，履长齿木屐，击木剑，行歌会稽市，或骑黄牛，持《汉书》以读，人或以为狂生。

这段记载里的王冕，年轻时仪表堂堂，对《春秋》三传研究得很透彻，也曾参加过科举考试，然而他考运不佳，铩羽而归之后，就烧掉了自己的文章，从此不再参加科举，并掉转头开始研究古代兵法。看来他认定只有通过研究兵法，才能在乱世中建功立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徐显在《王冕传》中写道：“至正戊子南归，过吴中，谓予言：‘黄河将北流，天下且大乱，吾亦南栖以遂志。子其勉之！’于是择会稽山九里，买山一顷许，筑草堂，读书其中。服古衣冠，或乘小扁舟曰‘浮萍轩’，自放于鉴湖之曲。好事者多载酒从之。”

乡村记忆中心

王冕跟徐显是很好的朋友，王冕在路过吴中时见到了徐显。他跟徐显说，黄河将会倒流，天下也将大乱，所以他将躲入山中不问世事。由此可知，徐显跟王冕是不错的朋友，这种亲闻亲见的记载应该更为真实。

对于王冕南归的原因，在朱彝尊所撰的《王冕传》中另有说法：

……燕京贵人争求画，乃以一幅张壁间，题诗其上，语含讽刺，人欲执之。冕觉，乃亟归。谓友曰：“黄河北流，天下且大乱矣。”携妻孥隐会稽之九里山，号煮石山农，命其居曰“竹斋”，题其舟曰“浮萍轩”，自放鉴湖之曲。太祖既取婺州，遣胡大海攻绍兴，屯兵九里山。居人奔窜，冕不为动。兵执之，与俱见大海。大海延问策，冕曰：“越人秉义，不可以犯；若为义，谁敢不服？若为非义，谁则非敌？”太祖闻其名，授以谘议参军，而冕死矣。

农家书屋

朱彝尊称当时京城里的贵人们纷纷向王冕求画，某次他将一张画挂在了墙上，上面题了一首语含讽刺的诗，这件事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了机会，想要把王冕抓起来，王冕感觉到了处境不妙，立即起程回乡，隐居在了当地的九里山，自此号为“煮石山农”。后来朱元璋打下了婺州，又派胡大海去攻打绍兴，胡大海的部队布置在了九里山，山里的居民全都逃走了，王冕却留了下来。士兵们押着王冕去见胡大海，胡大海问他平定绍兴的计策，王冕对他晓以大义。再后来朱元璋听闻到王冕之名，于是给王冕封了个参谋，然而王冕还没有任职就去世了。

当代的荣耀

朱彝尊的记载比较详细，比如王冕是因在梅花图上题讽刺诗而逃回南方者，以及王冕对胡大海说的一段话。徐显所撰的《稗史集传》中却未点出胡大海之名：“岁已亥，君方昼卧，适外寇入，君大呼曰：‘我王元章也。’寇大惊，重其名，与君至天章寺。其大帅置君上坐，再拜请事。君曰：‘今四海鼎沸，尔不能进安生民，乃肆虏掠，灭亡无日矣！汝能为义，谁敢不服？汝为不义，谁则非敌！越人秉义，不可以犯，吾宁教汝与吾父兄子弟相杀贼乎？汝能听吾，即改过以从善，不能听，即速杀我。我不与若更言也。’大帅复再拜，终愿受教。明日，君疾，遂不起，数日以卒。众为之具棺服敛之，葬山阴兰亭之侧，署曰‘王先生墓’云。”

展览布置得颇为用心

徐显在这里把朱元璋的部队称为寇，这些强盗冲入王冕家时，王冕报出了自己的大名，没想到这些强盗竟然听说过王冕的大名，于是带着王冕去见大帅。写到这里，徐显仍然未点出大帅的姓名，只记录了王冕是如何劝这位大帅要行仁义之师，在徐显的记载中，转天王冕就得了病，几天之后就去世了，于是这些人把王冕葬在了山阴兰亭的旁边，墓碑上仅刻“王先生墓”这几个字。按照古人的习惯，若死者曾做过官员必然会刻上他的头衔，而此墓碑却并无官衔，说明王冕并未被朱元璋封官。

然而，宋濂的《王冕传》中却说过这样一段话：“未几，汝颖兵起，一如冕言。皇帝取婺州，将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谘议参军。一夕，以病死。冕状貌魁伟，美须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试以死，君子惜之。”

家族相册

宋濂明确地称王冕是先被授以谘议参军之职，而后才得病去世。既然如此，那为什么王冕去世后的墓碑上却没有写上这个官衔呢？而关于王冕是如何去世的，所有的资料都语焉不详，他的死因真可谓扑朔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