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研读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文，我们仍然会遇到许多的疑问。一是由于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讹误，有些误文更是隐藏得很深，至今未克校正；二是由于语言文字以及历史文化的变迁，给去古日远的读者造成了理解上的障碍。而近代以来发表出版的相当一批研究论著，已经做了大量的考释工作。当然，上述辨误考疑的工作，远远没有完结。拙文讨论之若干问题，所引《三国志》文句均据现行流通最广的陈乃乾校点本（下文简称“陈校本”中华书局，1959年版），所谓芹曝之说，尚希方家郢正。

　　《魏志·钟毓传》：太和初，蜀相诸葛亮围祁山，明帝欲西征。

　　某适按：《太平御览》卷二百二十一及《通志》卷一百十五作“明帝欲亲西征”。又本志《卫臻传》叙此事云：“帝欲自东征。”在意义和用法上，“自”与“亲”相同。又《吴志·陆瑁传》“孙权忿公孙渊之巧诈反复，欲亲征之。”句法同此。

　　《魏志·王修传》：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为主簿。

　　某适按：“北海”下缺“相”字。《通志》记作“北海相”。孔融是鲁国人，所以史家或以地望称之“鲁国孔融”，或以职官称之为“孔北海”，断无妄称“北海孔融”之理。《蜀志·先主传》有“北海相孔融调先主”语，又《吴志·是仪传》载“郡相孔融嘲仪”事，“郡相”即“北海相”异称，其中“郡”可取代“北海”，但不可略去。

　　《魏志·公孙渊传》注引《魏略》：谨遣西曹掾公孙珩奉送贼权所假臣节、印绶、符策、九锡、什物、及弥等伪节、印绶、首级。

　　某适按：张元济先生《三国志校勘记》指出“‘什’字疑有误”，考“什”当属“备”字，《吴志·吴主传》载云：“使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其中“九锡备物”作为四字格成语，又见《魏志·荀彧传》：“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

　　《蜀志·诸葛亮传》注引郭冲五事：亮时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险要，十二更下，在者八万。

　　某适按：卢弼先生《三国志集解》指出：“一蜀之在，其兵者多不过十二万。孔明所有八万，常留四万，以为更代。”把“十二更”理解成“十二万”，这种算法值得怀疑。根据《三国经济史》一书的说注，孔明出征时所率十万之兵，其中只有八万上岗，另外两十分之二也就是两万人处于轮番休息状态，“十二更下”就是十分之二的军队轮岗，“更”是轮流之意。

　　《蜀志·诸葛亮传》：惟博陵崔州平、颖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

　　某适按：疑“崔”字下脱落人名，原文似应作“博陵崔某（名）州平（字）”，这样才与“颍川徐庶（名）元直（字）”格式相同。又疑“州”原作“叔”。今本《世系》、《九州春秋》、《魏国统》及唐代裴度《蜀丞相诸葛武候祠堂碑》皆如是作。

　　《蜀志·诸葛亮传》“次子京”注：京位至广州刺史。

　　某适按：据唐代林宝《元利姓纂》卷二：“亮，蜀丞相、武乡候；生瞻，蜀尚书仆射；瞻生京，江州刺史。”《能志》卷一百十八也记作“江州”。

　　《蜀志·刘封传》：亲非骨血而据权势。

　　某适按：父子史弟关系称“骨肉”，古书屡见，“亲非骨肉”，书中也非一见，如《魏志·梁习传》注：“臣松之以为习与王思，同寮而已，亲非骨肉，义非刎颈，而以身代思，受不测之祸。”《通志》亦作“骨肉”。而《三国志文类》卷四十七作“骨月”，“月”即“肉”。

　　《蜀志·许靖传》注引《益州耆旧传》：州之牧伯犹七国之诸候也，而璋懦弱多疑，不能党信大臣。

　　某适按：卢弼先生《三国志集解》云：“党字疑误。”其实当时的“党”包含“依仗”、“亲近”等意义，例如本志《张嶷传》：“其党道信义，皆其类也。”既然道可“党”而义“信”那么“党信”似可理解成依赖和信任。

　　《吴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时有道士琅琊于吉……吴会人多事之。

　　某适按：《后汉书·襄楷传》作“干吉”，唐李贤注引《江表传》亦作“干吉”。宋张君房所编《云笈七签》卷六引《百八十戒》：“老君于蜀郡临邛县授予琅琊于吉。”而“干”变“于”，大概在南宋以后。

　　《吴志·张绂传》注引《吴书》载孔融遣张绂书：南北并定，世将无事，孙叔投戈，降灌俎豆，亦在今日。

　　某适按：易培基先生《三国志补注》将“孙叔”改“叔孙”。“叔孙”是指叔孙通，《史记》有传，扬雄《解嘲》：“叔孙通起于桴鼓之间，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仪，得也。”这就是典故之来由。《三国志人名索引》将此人视为《汉书》中记载的“孙叔贺”（公孙贺，公孙子叔）。

　　《吴志·蒋钦传》：孙策三袭袁术，钦随从给事。

　　某适按：易培基先生认为“袭”字乃“依”字籀文，因孙策此时正依袁术。卢弼先生亦持此说。我们怀疑“袭”字可能是“就依”或“依就”二字的误会。考《朱治传》“会坚薨，治扶翼，依就袁术”是其例证。

　　《吴志·贺邵传》：饮之醇酒，中毒陨命。

　　某适按：卢弼先生《三国志集解》考证日：“醇”疑作“鸩”。按“醇”字未必有误。醇酒是酒味浓厚的烈性酒。《史记·魏公子列传》：“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饮乐者四岁，竟病酒而卒。”魏公子以饮醇酒为常事，因酒致病，是慢性的洒精中毒；葛溪在已经昏醉的情况下，被过量的醇酒灌死，显然是急性的酒精中毒。如果真是“饮之鸠酒”，则下文强调“中毒”二字便成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