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为变法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三十三年的人生，谭嗣同重新赋予了中国缺失千年的人格。

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拥有伟大人格的义士不胜枚举，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荆轲刺秦中的田光，窃符救赵中的侯赢，他们都是可以不死，最终却选择了牺牲自己，成就他人。这种伟大的人格自战国之后就已经很少见了，一直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清末时期。

谭嗣同也是可以不死的，他可以像康有为和梁启超那样从容地离开，远遁他乡，图谋再起，但是他依然选择了死亡，他的死亡远比公孙杵臼和侯赢等人更伟大，他挽救的不是一个人物，一个家族，而是整个国民的思潮。

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从魏源到曾国藩，从李鸿章到康有为，清末短短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国就开始从器物到思想进行了轮番转变，直至维新运动。

维新运动是对中国两千年制度的挑战和颠覆，它的失败宣告着国家无法通过改良的方式走向正轨，而谭嗣同选择死亡，恰恰是为了告诉更多的人，想要拯救这个国家，改良是不可取的，逃避更是不可取的，真正爱国的人，不管是激进派还是中庸，都不应该以个人荣辱得失和安危作为赌注，想要改变这个国家，牺牲在所难免。

“誓杀天下君主，使其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

这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流传的一句名言，它被谭嗣同收录在自己的作品《仁学》之中，以供传诵。

《仁学》的思想境界，至今读的时候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其中对于古中国的政治弊端描绘得十分详细，是少有的思想觉悟类书籍。

从《仁学》中可以看出，谭嗣同绝不是甘于改良的维新党派，恰恰相反，他应该是一名激进的革命党。

早年游历大江南北，行程多达八万公里的谭嗣同看尽了人生百态，社会变化和江湖恩义，一个出身高贵的贵族少年就这样转变成了一个反清斗士，思想激进者。

早在维新运动之前，谭嗣同就已经在两湖地区开始组建自己的小团体，积极进行思想启蒙运动，以反清为根本，在这其中，结识了唐才常、毕永年等人。

而在戊戌变法兴起以后，谭嗣同被康有为等人邀请到北京，由于对光绪帝立宪仍然存有一丝的想法，谭嗣同毅然北上，参与维新运动，而他先前在两湖地区组建的团体则交给了自己的好友唐才常。

可惜，光绪帝有心为之，朝廷中的反对势力却异常强大，谭嗣同看透了维新运动无法带领中国走向富强，他失去了最后的幻想。

但在康有为策划围园杀后的运动时，谭嗣同依然去找了袁世凯，在得到袁世凯的假义应付之下，就离开了，然后在家等着捕杀他的人。

一个游历江湖十几年，见识到各种人物勾心斗角的革命斗士，会轻信与一个小小的军阀的许诺吗？

一个对清廷充满痛恨，提倡不要愚忠，鼓吹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的人为什么要做这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

“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有招后起。”

这便是谭嗣同的想法，以一个人的死唤醒一个地区的觉醒，以一人的热血换来前赴后继的革命斗争，彻底抛弃对清廷的幻想。

中国革命，两湖最先，湖南革命，以谭嗣同最先。

谭嗣同死后，他的好友，原维新派领袖湖南浏阳人唐才常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组建自立军，抛弃对清廷改良的幻想，转而实行革命，在汉口发动起义时惨遭杀害。

他的好友，原维新派成员湖南长沙人毕永年东渡日本，会见孙中山，彻底成为革命党一员。

他的学生，立誓“中国流血自谭君开始，我承其后”的造世之雄湖南长沙人林圭牺牲于汉口起义中。

谭嗣同以自己的死影响了无数的人，蔡锷、陈天华、邹容、林觉民等，这些前赴后继的革命者不断的践行谭嗣同推翻清廷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