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着读杜甫的诗。

上一篇我们说，763年的初冬，农历的十一月，杜甫打算从离开梓州前往吴楚等地（目的地当然还是回洛阳老家），梓州刺史章彝设宴送行，礼物送了，饯行酒喝了，杜甫的分别诗也写了，但杜甫却没有走成，他并不是没有走，而是走到阆州时发生了一件事：763年年底出发的杜甫，到764年的正月，只走到了阆州。到二月间，他收到了好友严武的来信，邀请他重返成都，因为严武已经再次被任命为剑南节度使，成为成都的头号军政长官。

（杜甫像）

这对于杜甫来说当然是重要的消息，他知道河南河北已经收复，但回家的道路上并不安宁，吐蕃的势力、回纥的势力、地方各种小的农民起义势力、唐官军的各种军事势力随时都可能在路上要了杜甫一家人的命，他所想去的吴楚当然也不是他的最终目的地……。总之，往东走往北走，都是前途不明甚至生死未卜的路，而好友严武再镇成都，显然给他提供了再次获得安定生活的机会，安定生活，对于漂泊半生的老杜来说，他太渴望了。

（梓州杜甫草堂）

虽说杜甫说“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他抱着必须回家的信念，但眼前的安定也很重要，于是杜甫决定先回成都，何况，草堂还有很多他关心和记挂的事物。当他决定回成都之后，给严武写了回信，信中附了五首诗，诗题为《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告诉严武，我在回成都的路上了，路上写了几首诗，先寄给你看看。今天我们就来读这五首诗中的第四首，全诗如下：

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

诗题中的严郑公，就是严武，广德元年（763年）时，严武被封郑国公，所以称严郑公。

（诗意图）

这里需要说一下严武这段时期的经历：762年，玄宗、肃宗两个皇帝相继而死，代宗继位，召严武入朝（杜甫送行送他到绵州），严武归朝后，获得的职位是太子宾客，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实际交付的工作是监修玄宗、肃宗父子的陵墓。前文说了，严武回长安前脚刚走，徐知道就开始叛乱，扼守剑阁，阻塞了通往京城长安的道路。后来代理成都尹高适被派来平叛，徐知道被部将杀死，但蜀中形势陷入危乱，高适能写诗，治蜀显然力不能支，蜀地一乱，吐蕃犯境，攻陷陇右，直通长安，蜀地西北部的松州、维州、保州等地也相继陷落。人们讥讽高适内战内行（指击败永王李璘），外战外行。此时的严武已经完成了监修二帝陵墓的工作并因为办事果决而立下功劳，被封为郑国公。蜀地情境复杂，严武又有好的履历，于是朝廷再次命严武为成都尹、剑南节度使。事实上，严武也确实有这个能力，他很快把吐蕃军打败，收复失地，那一段时期的大唐的西南边境安定，严武功劳不小。

（唐时与吐蕃的地理位置关系）

回到杜甫的这首诗。“常苦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杜甫在秦州有过卖草药的经历，当然也懂得药理，所以他在成都草堂种植草药。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自从我离开草堂之后，我就一直担心沙岸崩塌，会损坏我的药栏，这么久了，怕是它们已经连同江槛一起落到湍急的江流中去了。有人说，这两句，也说当时风风雨雨、动荡不安的社会现状，满肚子忧国忧民之心的老杜必然会焦虑社会现状，草堂的具体事物，只是他抒发感慨的字面文章，也有人说，杜甫写诗时没有想那么多，纯粹是后人的附会。我相信，杜甫确实有对社会的担忧，因为这后面还跟了两句更有名的决绝之语，老实人杜甫一般是不这样说的。

（杜甫草堂的松与竹）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一则是“恨”，一则是“斩”，显然，这两句是饱含有杜甫的爱憎情绪在内的。杜甫离开草堂之时，曾经亲手培植了四株小松树，种的时候，松树很矮小，“四松初移时，大抵三尺强”（《四松》），杜甫很喜欢它们，希望它们能迅速长成千尺大树；杜甫也喜欢竹子，但它恨“恶竹”因为这些到处侵蔓的恶竹，它随处乱生，没有规矩，破坏了草堂的环境，所以，这些恶竹，诗人说，就算有一万竿，我也要把它们芟除掉。松竹都有君子之称，何以老杜喜欢松，而要斩竹呢，当然是新松的峻秀挺拔让他热爱，而竹根的随处蔓延让他痛恨。杨伦的《杜诗镜铨》里说这两句“兼扶善疾恶意”，依照当时的社会现状，乱世当前，济世之才不得善用，而宦官佞臣各种丑恶势力当道，他怎么可能不发一语。而这短短的十四个字，又包含了杜甫多少对世事的爱憎之情啊。

（《抱朴子》书影）

“生理只凭黄阁老，衰颜欲付紫金丹。”生理，指生计。黄阁老，指严武，严武以黄门侍郎之职镇成都，而唐代对中书、门下省的官员，敬称阁老。金丹当然指道教所指的烧炼之后可以长生不老的丹药，唐代道教是主流宗教，李白、杜甫都算是信徒，而严武40岁英年早逝，原因很可能也跟他服食丹药有关。道教典籍《抱朴子》里说：“金丹之愈久，变化愈妙，令人不老不死”，而《参同契》里说“（金丹）色转更为紫，赫然成还丹”。这两句杜甫说自己一家人以后的生计就全部依靠严武的照料了，而自己衰老的身体也可以托付给益寿延年的丹药了。你看，投奔之前，杜甫向好友讲明了自己此去成都，严武就是他的生活依靠，他从此之后疗养也有了条件，杜甫是真诚的，他依赖严武，他就坦诚不讳、甚至有些欢乐地说了出来。

（松竹掩映的杜甫草堂）

“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这里的三年，并不是确指，而是自762年七月他送严武归长安在绵阳分别，到764年二月返回成都草堂的这段时间，精确的算，应当就是一年零九个月，但跨了三个年头。这段时间内，兵祸不断，杜甫奔走于蜀地之间，随时有生命危险，生活全靠“边头公卿”的接济，一家人于艰苦竭绝之境，存聊以卒岁之念，这实在让杜甫竭尽了心神，所以，这三年对于身体不好的杜甫，又是绝大摧残的三年，他说自己“空皮骨”，人瘦得只剩下皮包着已经熬空的骨头，矫情吗，不，这应当是生活的真实。他过去常常读古乐府诗《行路难》（李白就写过《行路难》），现在自己亲身经历了这些事情，才知道世路是真的艰辛的，人生之路坎坷，绝不止存在于《行路难》这样的诗里，这是多么沉痛的生活感慨啊。

（成都立于杜甫像两侧的对联）

这首诗里“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两句后来为人广泛引用，用以表达自己的爱憎之情，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说这两句“言外有扶君子、抑小人意。”我们知道，杜甫很少说斩钉截铁的话，这两句恰恰流露了杜甫善恶分明、爱憎分明的思想和性格，杜甫从来都是个耿直的人，因此，在成都杜甫草堂有一处挂着杜甫像的纪念点，选的就是这两句诗作为对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