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做女孩读后感（一辈子做女孩经典语录）-美文社

这是生活书店2019年的第42篇推送

“女神节”、“女王节”、“蝴蝶节”、“丽人节”，不知从何开始“三八节”开始被消费主义裹挟，为何在“三八节”这天才开始关注女性呢？国际劳动妇女节(International Working Women's Day,简写IWD)全称“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日”或“联合国女权和国际和平日”(United Nations women's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peace day),在中国又称“国际妇女节”、“三八节”和“三八妇女节”。是在每年的3月8日为庆祝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设立的节日。今天生活君为大家推荐的这篇文章摘自独立日少数人的生活系列中桑德拉女士的新书《风之书·生而自由：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从一个小人物的故事出发，感悟世界之大。

乔爱尔：一辈子做女孩

文丨桑德拉

合法的外地人

“当我来北京时，一切要重新开始。那时我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国人，拎着两个行李箱就来了。”乔爱尔说，“有时，生活需要些改变。”

乔爱尔是一位室内设计师，毕业于威尼斯大学建筑专业。她出生在比利时韦尔维耶，位于列日省东部的阿登地区。我用荷兰语向乔爱尔问候，她笑了笑，说：“我在法语区，不懂荷兰语。

“我五岁时随家人从比利时搬去意大利，五年前我从意大利搬来中国。”所幸，乔爱尔在北京的亲戚把她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她通过亲戚的朋友认识了更多的朋友。

“虽然刚来中国时孤身一人，但我并不孤独，因为是我决定要来中国的，当下及未来我经历的起起伏伏，我必须要承受。”乔爱尔眼含笑意，抿了抿嘴，“每周，我都会认识新朋友。你看，这周我见到了你。”

我想起自己从希腊回国后拎着行李箱来到北京的那一天。盛夏，我还穿着波点连衣裙，天空也没有比现在更清蓝，忙碌的人群与车流在拥堵的马路上无秩序地穿行。被晒软的柏油马路像斑裂的伤口，吞噬着这些人和物。看着这个陌生又繁忙的城市，我不知道自己要经历什么，不知道会遇见什么样的人、发生什么样的事，不知道我会在这里待多久，不知道未来会不会离开。当初来北京是因为自己不知道要去哪里，既没有特别喜欢的城市，也没有特别留恋的人；而未来若离开，或许也是因为没有那么喜欢这个城市，也没有一个那么让我值得留恋的人。

近期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炎黄艺术馆举办的“合法的外地人”摄影展，就让乔爱尔有了更深的体会。事实上，这不是乔爱尔第一次办摄影展，从2013年到2016年，她与朋友先后在红墙花园酒店、Zarah 咖啡馆、炎黄艺术馆举办过主题为“时间静止”“四感”“城市传记，都市化进程的传统”的展览。摄影是乔爱尔对生活探索与发现的一种方式，也一路陪伴她迁徙。

“我的大半辈子一直都是‘合法的外地人’。”乔爱尔笑着说。

“刚移居意大利时，我潜意识里就觉得自己来自外地；在一个不属于我的国度生活，我也不是其中一分子。”这种不沉重但微妙的感觉随着年月增长，一直如影随形。“起初带着消极的意味，后来我慢慢长大成人，对‘外地人’这个词也有不同的解读，甚至奇怪地感觉到它正面的意义。

“我觉得自己既不在比利时，也远离意大利，我在这个世界上毫无归属感。然而，正因为如此，我有时候反而更加觉得我来自这两个国家。”乔爱尔说。

自幼，乔爱尔就习惯在这两种语言及文化间自由转换，看待这个世界的视角也是双面的。

在“身份”“认同”主题的表达上，米兰·昆德拉是流散作家的代表。昆德拉从捷克政治背景中走出，将视野扩展至欧洲文化中心法国，乃至欧洲、整个世界。1975年他被迫离开捷克，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流亡生活。流亡，是对生命存在的忽视，对个体自我价值的蒙蔽，也是一种自我回归与现实遗忘之间的矛盾的充分体现。而在当今中国社会，即使是在城市间迁徙，也带着不能诉说、不能获得身份认同的流亡的宿命。各类繁杂的手续与频更的政策，更在外乡人与本地人之间掘出了不可逾越的沟壑。

“在意大利生活了四十年以后，我现在可以说自己是一个意大利人，但我护照上的国籍却写着比利时。那我是哪里人？我是一个欧洲人！现在我居住在中国，所以我算是一个世界公民。”

现实生活中，外国人办理中国签证时困难重重，而对于年龄在六十岁以上的外国人，拿到签证的概率更低。可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再也无法返乡，也不愿回去，未来在哪儿，他们也说不准。

一辈子恋爱

乔爱尔至今未婚，没有孩子，没有丈夫，没有自己的家庭。

但，没有一个女人是没有故事的。乔爱尔就曾谈过一段很长的恋爱。

对于女人来说，恋爱要比婚姻来得甜蜜。恋爱中的女人皮肤光滑，激情澎湃；婚姻中的女人脸色暗黄，死气沉沉。女人本身就是感觉动物，若一个女人想永远感受到被宠、被爱、被狠狠地爱，婚姻必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婚姻意味着曾经对你百依百顺的男人可能会变得冷漠自私，男人有各种理由不去做家务且仍一副太上皇样，而女人除了要工作，还要做家务、照顾家人。本质上，男人都是难以忍受的，除非一个女人特别爱这个男人，否则谁会愿意自己的后半生每天都要给这个男人做饭洗衣？激情退却后，男人连做爱的姿势都是流程化的，除非一个女人特别爱这个男人，否则谁会愿意自己的后半生每月做一次爱，还要佯装高潮？婚姻中，男人狂妄自大又幼稚愚蠢，除非一个女人特别爱这个男人，否则谁会愿意自己的后半生每天抛却父辈对自己的宠溺，像奶娘一样喂养着那个长不大的“孩子”，谁会愿意自己的后半生在与男人的互相指责与抱怨中衰老？

“婚姻是感情到了自然生发的，不是被父母或亲友催生的。”乔爱尔说，“我知道在中国社会，大龄女人不结婚会被视为异类，尤其是在小城镇。我对此感到惋惜。即使迫于压力结了婚，他们也不会幸福。”

而婚姻就是这样，一旦头脑发热，结了也就结了；愈是踟蹰愈是清醒，就结不了了。

“现在中国的离婚率越来越高。”我说。像父母那样磕磕绊绊能走过几十年的夫妇，越来越稀少。现在的人，太容易承诺，太容易翻脸，太容易遗忘。

“你们怎么认识的？”我问道。

“我们都去参加一个派对。但并不是一见钟情，我们是从朋友开始做起的，”乔爱尔说，“我们都喜欢音乐、电影、摄影。”

1994 年，乔爱尔与男朋友搬到一起住。

“最初是我想跟他在一起住。还是我跟他提起的，他便答应了，”乔爱尔笑了，“那时我很喜欢他。喜欢一个人，不是喜欢他的外表，而是内在。他总是跟别人想的不同，见解独到。我喜欢他的思考方式、他谈论的事情、他对生活的态度。他喜欢谈论哲学，我喜欢跟他谈论这些东西，比如，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为什么会在这儿，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我想着，身边的朋友，有没有那么一个人可以和我谈论这么深刻与宽广的话题。正如徐志摩所说：“我将在茫茫人海中寻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而他可以给我支持。我们在一起时，他每次都会认真听我讲话，”乔爱尔笑了，“至少我认为他在听。其实有些情侣之间是很少交流的。”

“这些都建立在信任之上。”我说。

“你信任他，因为这是你自己选的男人。”

“你们会争吵吗？”

“会。我对他唯一不满意的一点是，他从来不在意自己的着装。那时他经济拮据，会把钱花在他认为值得的地方。一个男人要有自己的品位。当然，他觉得有些事情比这更重要，比如他的工作、音乐和摄影。他想成为一名电影导演。”

“你们可以一起旅行、摄影。”我说。

“我们很少一起出行。他没有时间，钱也不多。有时我会一个人旅行。”事实上，乔爱尔第一次来中国是2005年，那时她的男朋友在工作，假期意味着在家里待着什么都不做。

“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吗？”

“我们仍然是朋友。但我不想再见到他，他已经不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你们为什么选择分开？”

“是他选择的，”乔爱尔表情淡然，“因为他想过一种不同的生活。”

“你们什么时候分开的？”

“2012 年2 月。”

爱你备受摧残的面容

“北京是一座神奇的城市，”我看着她的眼睛，“在这里，你或许可以找到一个喜欢的人。”

“在我这样的年纪，不太容易找到一个可以在一起的人。”乔爱尔似乎知道我要问什么，她继续道，“我的年纪比我看上去要长，你可以猜一下。”

“你比那些结了婚的家庭主妇看上去要年轻，”我说，“不论身体上还是心理上。”

乔爱尔看着我，笑而不语。我继续道：“我相信会有那么一个男人存在。”

“为我？”她问，笑了起来。

我点点头。那一瞬间，我不知道是在说服自己还是在说服乔爱尔。

和乔爱尔年纪相仿的男人中，只有一部分具有可同她媲美的高等教育背景及收入，能聊得来的不会太多，价值观相符的更少。即使满足了这几条，在北京这样的“花花世界”，上了年纪的男人自然不会找上了年纪的女人，他们爱的向来是鲜嫩的二十多岁的身体，他们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如樱桃般红润的脸颊与如玉石般光洁的酥胸，他们一直都明白人生苦短，要将有限的时间花在性价比高的年轻姑娘身上。

“我已经五十多了。”乔爱尔笑着看我，眼睛弯弯，仿佛在自语“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

“这有什么关系？”我在想，当我五十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大概不会像现在这么任性吧，不会像现在这样自由不羁，更不会像现在这样，是个写文字的脾气臭的女人。

“我没什么打算和期待。”乔爱尔说出口的话倒是云淡风轻。

“或许，真是这样。最好的事会在不经意时发生。”看着乔爱尔微微笑着的脸庞，我的眼前渐渐模糊，现出杜拉斯在《情人》的开篇描绘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