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子京负大才为众所嫉古文翻译(滕子京负大才为众忌及翻译)

滕子京:楼傍湖千古,人借斯文扬

在大宋群星熣灿的星光中,这滕子京实在是个不起眼的人物,提起他的名字,大家却也有似是而非之感,好像听过,但具体又不知道是做什么的,能知其名,全凭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至于其他,知道的人肯定是没几人的。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这是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开篇之语,从中我们知道了滕子京这个名字,我同大家一样,对他的了解也仅限于此,但实在是记不住从何时起,头脑中被植入了滕子京是个贪官的印象,当时也未深究,及至昨天写范仲淹一文时,才又将这个人物研究了一番。

滕子京,名宗谅,河南洛阳人,幼年丧父,进士出身,初任潍、连、泰州从事及泰州军事推官,后任大理寺丞,知当涂及邵武知县,迁左司谏,因直言谏君,被降为尚书员外郎出知信州,即今江西上饶。

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伊始,他遭弹劾,降为知岳州,后又迁苏州知府,未已便逝世于任上,时年57岁。

滕子京是靠寡母一手将其兄妹养大,幼时也受尽艰辛,但他是苦读成才,终于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

他同范仲淹是同年进士,所以二人情感深厚,同范仲淹相比,他一直是在基层为官,当时任兴化县令的范仲淹,推荐其与泰州知州张纶当助手,修筑捍海堰,在此期间,滕子京即表现出惊人的魄力和才干。

滕子京之所以同范仲淹相善,是因为二人无论在人生经历上还是性情上,都很有共同之处,所以,二人在仕途上几乎是同进退,当然,后来范仲淹官做得大了,而这滕子京的运气实在是差,他的性格可能过于刚直,而且办事很少顾忌后果,所以屡遭弹劾,二人的官阶于是越拉越大。

滕子京曾在御使台为谏官,因心直口快,上朝言责仁宗皇帝:“日居深宫,流连荒宴,临朝多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因此得罪仁宗,将其贬官出朝,放至凤翔府为知府。

《宋史》对他的记载很是简略,但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命运是同范仲淹息息相关的,当范仲淹在西北抗击西夏时,“范仲淹荐以自代”,“徙知泾州滕宗谅为环庆路都部署兼知庆州。”

而范仲淹在推行“庆历新政”刚开始时,他即被弹劾奏,说他“前在泾州枉费公使钱”,故“徙滕宗谅权知凤翔府”又“降知虢州,职如故”后又被人举报“盗用公使钱,只削一官,所坐太轻,故再谪。” “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反正是一路地悲催。

其实,滕子京一直是跟着范仲淹吃瓜落,范仲淹要改革,必须要触动那些旧党的实际利益,于是,他们便群起而反对,首先是从剪除范仲淹的羽翼开始,这死党滕子京便是首当其冲之人。

滕子京的罪状其实是缘自于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司马光在书 中记载有:“所得近万缗置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圾宏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

就是说,滕子京是在借修岳阳楼之机,中饱私囊,有文章据此说他在岳州期间,未使岳州出现‘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太平兴盛景象。在老百姓穷困潦倒,饿殍遍地的情景下,他四处搜刮钱财,借重修岳阳楼,为自己树碑立传邀功请赏。

说滕子京贪污其实是由来已久,御史梁坚就弹劾他说,早在同西夏对垒之时,他在泾州费公钱16万贯’,除去分给‘诸部属羌’及‘馈遗游士故人’外,仍有数万贯钱下落不明。那么后来的滕子京是不思悔改,故伎重演,属典型的贪墨之人。

要说明此事的真伪很是复杂,滕子京是范仲淹举荐之人,西夏人来犯,他虑城中兵少,乃自募兵勇迎敌,战后自然要打发回乡,此是一大笔费用,而这滕子京估计也是做事不周,用“公使钱”来开销了这些费用,于是被人拿住了把柄,此事在历史上被称作“泾州公案”。

“公使钱”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公款,它是宋朝的一种特有官给,中央和地方官员都有,可以用来修建、接待、馈赠、犒赏,小部分可以“入己”,所以,从这点看来,这些守旧派是在蓄意诬陷。

此事范仲淹是亲历之人,所以,他两上奏章为滕辩诬,所以,滕子京并未受到处罚,但他确有不当之处,升迁自是无望。

对“泾州公案”,《续资治通鉴》中载有结论:使者“燕度勘到滕宗谅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入己。”此案在宋代就已了结,并非贪污案。

“泾州公案”明面上是对滕子京,实际上是针对范仲淹,宋仁宗为了平息论争,只得以滕子京“前在回中日馈遗往来逾制”,将他三贬而到荒州草郡岳州。滕子京是“庆历新政”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至于后来司马光所记,并没有说滕子京贪污,而只是说他“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这句的关键词是“自掌之”,就是说他不交给有司掌管,而是自己任意支度,所以不能将司马光所论视之为滕子京有贪污之嫌,当然就更不能认为滕子京有贪污之实。

司马光属旧党之领袖,同王安石在政治上是死对头,而王安石变法相对于范仲淹庆历变法来说,是一脉相承的,司马光看不惯王安石,当然对范仲淹一党也就无甚好感,他在此一说,隐隐地也透露了他对滕子京有贪污的意思了,这点倒是真的。

但司马光又说了,在滕子京修岳阳楼时,“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这倒好像是在赞扬滕子京,尤其是最后一句“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说明滕子京在岳阳是大受人们喜爱的,这点是同范仲淹所说滕子京在岳州“政通人和”相契合的。

“谁信专城千骑居,空斋图籍两三橱。”这是欧阳修的好友刘原父在岳州亲见滕家境时所作的诗句,这点能充分说明滕子京家贫如洗的实情,滕子京死后,范仲淹所作《祭滕子京文》中承诺,对其幼子要“我今抚之,必教有称”,如果滕子京家财万贯,何用范仲淹作此承诺。

我是不相信滕子京有贪污的,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滕子京是个贪图钱财的小人,何以能同范仲淹这样人品高洁的一代贤相成生死之交,我还是相信作为正史的《宋史》所言,“及卒,无余财。”

试想一下,一个贪污成性的官员,死后会无余财?由此我想到了张之洞,这个被时人称为“财屠”晚清名臣,死后也是无余财,唯万册图书而已,而那被人称为洗劫了太平天国财宝的曾国藩,死后留给后人的,也是只有一座宅院及一屋书。

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该花的钱绝不吝啬,在办事之时,有大手大脚地铺张之嫌,但是,他们这铺张都是为公,于私则不浸一文,相比这二位,可能这滕子京又没有他们那么多的心眼和智慧,所以在这方面,总是被人抓住辫子而一直官运不顺。

滕子京是个才能卓越的官员,他的政绩不仅范仲淹是赞不绝口,欧阳修就称赞道: “夫虑熟谋审,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为后世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可废,二宜书;岳之民人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记,三宜书。”

北宋的散文大家尹洙,在他的《岳州学记》中有云:“滕公凡为郡必兴学。见诸生,以为为政先。庆历四年守巴陵,以郡学俯于通道,地迫制卑讲肄无所容,乃度牙城之东,得形胜以迁焉。”称赞他虽屡遭贬谪,却不以己悲,一心为老百姓办实事。

这些赞誉之词并不是这些人附庸范仲淹而发的美誉之词,因为在宋朝官员的考核中,滕子京的政绩为第一,史载“历中,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治最为天下第一。”

所以,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作出“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业绩的滕子京是个有能力,人品高的好官,而司马光虽然是史学大家,然而,他的《涑水记闻》正如《辞海》所说:“多数得之传闻,内容不尽确实。”

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也曾说过,《涑水记闻》多处“因传而失实的毛病”。并指出:“至于说在《记闻》的全书中,司马光在政治方面的保守意见到处可见,有时且竟不惜把变法派的人物加以丑化,这就会使《记闻》的说服力要大受损害了。”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涑水记闻》中关于滕子京的记闻,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产物。

藤子京一生仕途坎坷,屡贬屡谪,历经磨难,最高官职只是天章阁待制,这其实是个四品闲官,类似于当今的政协委员,他与范仲淹不是同一官位层次上人,也称不上文学家,但其为人豪迈自负,是位有才干,有抱负的政治家。

忠义平生事,声名夷翟闻。

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

这是北宋诗人苏舜钦称赞他在西北御敌时的一首诗,戍边期间,他还团结少数民族共同御敌,深受边民爱戴。当他调离边陲时,“其战卒妻孥数百人,环其亭馆而号送之,观者为之流涕。”

他文武双全,却一生跟着范仲淹吃瓜落,范仲淹未倒霉时他先倒霉,范仲淹倒霉时他更倒霉;他“倜傥自任,好施予,”所有钱财,皆用于民众,又“所莅州喜建学,而湖州最盛,学者倾江、淮间”,然而一生郁郁不得志,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藤子京因为重修了岳阳楼,又“增其旧制”,并且请范仲淹写了一篇名传古今的《岳阳楼记》,遂使得他的名字也一起被人们所熟知,不然,谁会认得他呢?

宋人笔记记载:“滕子京负大才,为众忌嫉。自庆历中谪守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貽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

当岳阳楼重修落成之日,滕子京是“痛饮一场,凭栏大恸十数声而已”,可见其忍辱负重仍然勤于政绩的惨淡心境。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凭栏大恸十数声”是何等的悲怆,何等的壮烈!

我是没去过岳阳,当然就没有登上过这岳阳楼,但我能够想象得出,当我在一个“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之时,登上这岳阳楼,看这“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的万千气象时,定会高声诵读《岳阳楼记》这千古名篇。

凭栏遐思,此时的我,不但会想起千古一相的范仲淹,也会在吟诵“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时,想起那位修建此楼的藤子京,一位敢于担当,勤政有为的政治家。

那个贬谪于此的藤子京,忍辱发愤,与民同心,兴利除弊,百废俱兴,曾为民做了许多好事的他,似乎正从水光一色的天际向我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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