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期，晋国实权由四卿（智氏、赵氏、韩氏、魏氏）把持。赵简子和赵襄子父子在选立继承人的问题上，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他们是怎么做的，又能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一、在继承人问题上的不同态度

《资治通鉴》第一章中原文这样记载：“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后。封伯鲁之子于代，越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为赵氏后。”

这一段的大概意思是说：赵简子的大儿子叫伯鲁，小儿子叫无恤。在选继承人的时候，不知道选谁。于是他把日常训戒的言辞刻在竹简上，拿给两个儿子，对他们说：“你们好好读、好好记。”过了三年，赵简子问两个儿子训戒的内容，大儿子伯鲁说不出来；再问他竹简，已经丢失了。又问小儿子无恤，他能熟练背出内容；再追问他竹简，他便从袖子中取出献上。于是赵简子认为无恤贤德，便立他为继承人，是为赵襄子······赵襄子因为赵简子没有立哥哥伯鲁为继承人，自己虽然有五个儿子，也不肯立为继承人。他把代这个地方封哥哥伯鲁的儿子，称代成君。代成君很早便去世了，赵襄子便立了代成君的儿子浣作为赵氏的继承人。

赵襄子

二、存在的疑点

商朝前期，继承人制度主要实行兄终弟及制，从商朝后期起，王位继承发展的趋势是向嫡长子继承制转变。至周朝初期，周公制礼，始定嫡长子继承制。

翻阅史书，伯鲁是赵简子的嫡长子，而无恤（赵襄子）则是庶出幼子。赵简子和赵襄子的历史发生在春秋末期，虽然从东周开始，礼崩乐坏，但权力交接总体还是在嫡长子继承制下运行。那么赵简子“将置后，不知所立”、赵襄子“有子五人，不肯置后”就值得怀疑。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正常程序，赵简子的儿子中，第一顺位继承人是伯鲁，除非无恤（赵襄子）的哥哥全都先于赵简子去世，否则，怎么看都轮不到无恤（赵襄子）继承赵氏。而赵襄子有五个儿子，最后却把位子传给了哥哥的孙子。难道是有什么其他情况？

三、所处环境分析

赵简子后期，春秋老牌霸主晋国还在，但实权则由智氏、赵氏、韩氏、魏氏把持。四个利益集团有共同的利益（同属晋国），也有各自的利益。虽然维持面上统一，但实则明争暗斗，互相打压戕伐。其中，智瑶领导下的智氏实力最强，《资治通鉴》中评价智瑶“贤于人者五，其不待者一也”，简单来说就是能力很强，就是不仁厚。若是赵简子选择了能力不足，但名分很正的嫡长子伯鲁领导赵氏，那么在智瑶领导的智氏、韩氏和魏氏面前，赵氏全族是否还能保全？为了赵氏存续，立贤不立长似乎是最好的选择。

赵襄子后期，赵、魏、韩三家已经“分智氏之田”，除了还没得到周天子的册封外，已经和诸侯无异，都成为了一个个独立的政治集团，只有各自的利益，暂时没有来自韩、魏的威胁，但内部支持嫡长的宗族矛盾凸显，若是处理不当，赵氏从内部乱起，那将会大大削弱赵氏的力量。为了平复宗族矛盾，归位于嫡系似乎也是最好的选择。

四、得到的启示

从赵氏立贤而又归位于嫡系这件事，带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要明确目标。赵简子和赵襄子都有明确的目标，就是所做的一切决定都是为了宗族的存续和强大，围绕这个目标，做出最优选择，就是选定继承人要能应对、解决宗族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也是如此，开展以下工作，明确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围绕这个目的，做出最优选择，从而实现目标。

二是要审时度势。就是分析当前所处的环境中，有利因素、不利因素、不确定因素；清楚地分析这些问题，能帮助我们用好有利因素，应对不利因素，引导不确定因素，从而为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服务。

三是要学会运用矛盾、化解矛盾。赵简子在选择放弃立嫡的过程中，是否遭到了来自宗族内部的反对，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我想，赵氏宗族内部反对对赵简子的声音是很高的，仅仅是用书简测试就能将继承人这一关乎全族命运的大事定下，我觉得太过草率；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另一个测试，但仅凭两个测试就想压下内部反对的声音，我认为这也不太可能。处在赵简子的位置，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便是用好与智氏的矛盾，将压力传导，迫使内部矛盾在外部矛盾的压力下妥协，从而达到内部统一。

赵襄子时期，智氏已灭，外部压力骤然消失，内部立嫡的矛盾也逐步凸显，赵襄子面临的问题就是着手解决内部矛盾，还位于嫡系似乎也是最好的选择。因此赵襄子有子五人，“不肯置后”，归政于伯鲁之孙。

当内、外同时有矛盾时，可以运用外部矛盾传导压力，达到内部统一，当外部矛盾解决，就需着手解决内部矛盾。似乎与一百年内某段历史时期有些相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