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孟子·告子下》

入，国内。外，国外。法家，明法度的大臣。拂士，拂通弼，拂士同弼士，即辅佐的士子。

两句论说用现代汉语表述：国内没有明法度的大臣和贤能的辅佐之士，国外没有敌对的国家和可能的祸患，这样的国家经常容易灭亡。由此，就可以知道忧虑祸患足以使人生存，安逸快乐足以使人死亡的道理了。

两句论说紧接“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一段话，由人生的艰难困苦生发而来。这里，孟子又提出了一条定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既是人生命运的定理，又是国家命运的定理。

最有说服力的事例是周族的发展。殷商后期，周族在陕西岐山一带的平原逐渐发达，周文王时已较为强盛。文王深知商纣王的残暴和对周族崛起的戒心，所以小心翼翼，十分谨慎。“文王处岐事纣，冤侮雅逊，朝夕必时，上贡必适，祭祀必敬。”(《吕氏春秋·顺民》)为何如此？缘于忧患，即担心商纣王的打压和讨伐。文王忧患的另一方面是外部的敌对势力，即西方、北方夷狄的侵扰。

产生于文王时期的经典《周易》，诚然是卜筮之书，但更是政治之书、哲学之书。“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是孔子说的。孔子解《易》时还说过：“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系辞传下》)《周易》难读，难懂，但只要抓住“忧患”这一主题，就可掌握其政治学意义。

可以说，文王的远见卓识、大略雄才，以及周族的发展、周王朝的创建，其思想基础就是忧患意识。

与生于忧患相反的，是死于安乐。夏王朝、商王朝的覆灭有其历史必然性，具体原因不一，但核心是以桀、纣为首的统治集团耽于安乐，乃至荒淫。如上引孔子语所说，凡是倾危的，都曾经逸乐安居其位；凡是灭亡的，都曾经自以为常保生存；凡是败乱的，都曾经自恃万事整治。满足于安、保、治，忘记危、亡、乱，没有持续发展之策略，没有持续前进之举措，止步于眼下，结果必然垮台。

死于安乐的另一例，是春秋前期的齐国。齐桓公以管仲为相，大刀阔斧进行全面改革。二十年间，齐国蒸蒸日上。以葵丘会盟为标志，齐国成为当时最大最强的霸主。齐桓公志得意满，一心享乐。会盟六年后管仲病逝，佞人当权，朝廷大乱，沉溺于安乐的齐桓公束手无策。两年后，齐桓公病死，齐国霸业烟消云散。

不禁联想到现实。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空前繁荣、强大，但有国外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地丑化、诬蔑、遏制中国的发展。此时，“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题目自然摆在了人们面前。前不久读到《风物长宜放眼量——从强国兴衰规律看我国面临的外部挑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更加增强忧患意识，防止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这种提醒和告诫十分必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古今同理。国家如此，个人亦如此。